曲阳石雕始于汉，兴于唐，盛于元。据曲阳县志记载：黄山自古出白石，可为碑志诸物，故环山诸村多石工。曲阳得天独厚的大理石资源，根深叶茂的雕刻文化，两千年传承不息的雕刻技艺，为曲阳赢得了“雕刻之乡”的美誉。

　　曲阳石雕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历史最为悠久的种类之一。独特的雕塑语言、浑厚凝炼的北方气质和流畅、写意的表现手法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曲阳石雕的艺术成就根据历史脉络分为三个高峰期和一个“卢进桥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曲阳石雕历史的第一个高峰期。中原地区的社会剧变，东西交通的便利使得外来文化（包括佛教）不断渗透，带来了民族大融合，文化艺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曲阳正处于北齐佛教中心的区域，曲阳生产的各种石佛造像无疑是推动佛教文化兴盛的重要因素之一。以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这一时期佛造像来看，简洁的外轮廓和流畅的贴体线条是北齐佛造像的主要特征，曲阳工匠在雕凿这批佛像时讲究人与神的交流，有意或无意间拉近了神与人的距离，佛处于被膜拜的崇高境地，桃形的背光象征佛陀的智慧之光。曲阳盛产的汉白玉和不断自西域而来高僧携带的佛像画稿，结合佛经的描绘，无时不在重新认识对佛像的理解，直到三者有机的结合为一体。正是有了修德寺出土的这些佛造像，给北齐的造像风格烙上了时代的印痕。

　　第二个高峰期是隋、唐、五代时期。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统政策不断发展，佛教的艺术风格逐渐由多样走向单一。曲阳县羊平镇西郭村遗存有一尊六米多高的隋代石雕站佛像，从造型和衣纹褶的刀法处理似乎还遗留有北齐的的痕迹，但是已经开始有了质的变化，在单一线条和双勾线的刀法上出现浅浮雕的处理手法，衣褶的罗列更富有了层次感和艺术性。曲阳石雕同样在主形体上辅以各种线和浅浮雕来衬托表现佛像的神性体态，这也与当时的绘画美术成就分不开的。隋唐时期所盛行的“四家样”绘画风格已经影响到曲阳的石雕风格走向。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五代王处直墓被盗走的武士浮雕（后被中国政府无偿从美国纽约索回）和散乐仕女浮雕，都很好的继承了唐代浑厚丰腴的主体和贴体的流畅细腻的衣饰纹路的雕刻风格，被国家文物部门视为“国宝”。自五代以后，曲阳石雕再没有突破晋唐以来的佛教艺术高度。这也是受后来宋代的大环境所影响，曲阳地处宋国与辽金国边境战场，战事不断，人民难以安居乐业，曲阳石雕业纵使大宋的盛世之治也阻挡不了曲阳工匠保全性命的顾忌，再难有重大影响之作问世。曲阳县博物馆收藏有一些民间宋代小型石雕，无论神态还是做工已经远远不及晋唐之韵了。

　　元代是曲阳石雕的第三个高峰期。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曲阳石雕业开始逐步升温，但是佛造像艺术高度不复往昔辉煌而继续滑落，转而建筑装饰石雕开始大行其道。曲阳县城内北岳庙始建于北魏宣武帝年间，后代屡有修缮，其中庙内“德宁之殿”建筑重建于元代，所附属石雕栏板、抱鼓、石狮、龙首滴檐均应是元代曲阳雕刻遗物。最经典的是围绕大殿的每根栏杆柱上的小石狮，千姿百态，生动活泼。这些小石狮有的嬉戏，有的背着幼仔，有的吼叫，有的像在守候，风格古朴而不失精致。柱头上本是不大的空间，反而让曲阳雕刻工匠有了更自由的发挥。史载，元代曲阳雕刻巨匠杨琼石雕技艺精湛，深得元世祖忽必烈青睐，任命为大都采石提举，参加营建元大都、元上都的宫殿石雕工程。其中崇天门前要建造的周桥，杨琼设计的方案在众多方案中被忽必烈赏识。自元代至清代，曲阳石雕的兴盛主题从佛造像转入建筑石雕装饰，明清两代的园林、宫殿、陵墓的各种石雕制品，无不渗透着曲阳雕刻工匠的血汗与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曲阳石雕工匠依然担负了首都北京的很多重点石雕工程，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等工程都是在曲阳工匠的手下完成。在这一时期以卢进桥大师为代表的新中国曲阳石雕人，在继承隋唐风格的基础上，曲阳传统佛造像石雕再一次获得新生，卢大师的《三大仕》、《坐兽观音》、《卧兽观音》等作品，吸收牙雕、木雕的某些技法为曲阳雕塑语言又融入新的元素，也成就了卢大师时代的一批能工巧匠。这个“卢进桥”时代的作品更具有了“精、气、神、韵”的升华，而重主体、薄装饰更是继承了北齐造像的优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