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明末清初，陵川境内的庙宇和民居建筑物挑檐下的墀头部分出现了以“书鼓”为主题形象的砖雕艺术。究其缘由，古老醇厚的陵川鼓书说唱艺术使从事雕刻的工匠受到耳濡目染的艺术熏陶，从而成为书鼓砖雕技艺出现并代代传承的基本元素；同时，成功的雕刻工匠除拜师学艺之外，他们依靠聪颖的天资悟性并加以创新性的发挥，也是促成书鼓砖雕技艺日臻成熟并发展的根源之一。这些至今仍保留在陵川境内的数千幅书鼓砖雕实物，是中国曲艺砖雕艺术作品的代表作，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书鼓砖雕艺人的改行和农村房屋建筑的拆迁，这些珍贵的、国内仅见的艺术作品则已经面临着技艺失传和作品消失的尴尬局面。

　　砖雕工艺在全国到处都有，但是将曲艺活动演变成一种民俗并形成一种非常奇特的书鼓砖雕图案，唯独陵川可见。这种书鼓砖雕图案是以陵川书鼓说唱中的主乐器书鼓作为主体形象，而以说唱鼓书中的人物情节（如呼家将、杨家将、刘公案、于公案、彭公案、包公案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图案作为辅助形象。书鼓砖雕在陵川地区招人喜爱，除了其艺术形式别致之外，更是因为它把古代盲说书艺人和砖雕艺人的抽象与形象思维艺术相融合，演变成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镶嵌在庙宇、民居等的墀头上（当地通俗语言）。其雕品中的人物、动物等形象无一不玲珑剔透，透着灵性。

　　2006-至2007年，山西大学文学院李豫教授四次来到陵川，进行了实地考察。关于书鼓砖雕造像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李豫教授是这样解释的：以书鼓为主体形象的砖雕，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根据所打花梁上的文字记载），目前收集到的书鼓砖雕作品最早是康熙年间的，说明在康熙时期鼓书说唱已经在本地文化圈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已经成为了一种本地的民俗现象。形成这种民俗现象又同时反证了盲艺人陵川鼓书说唱在明末清初乃至更早已经成为在当时的土地上积极开展的一种曲艺活动。

　　笔者作为考察组成员之一，曾采访潞城镇上郊村砖雕艺人王玉亮。据王玉亮讲述，其父亲早年认了河南一个说书艺人做干爹，会说整版的长篇鼓书，而且每年冬季都要到他家住两三个月。

　　显然，书鼓砖雕艺术的起源应来自说唱鼓书。砖雕艺人中那些有悟性的人，把盲说书艺人说唱中的人物风度仪表和英雄气概借助想象并通过造型表现出来，其创作初衷便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恶、美丑、是非标准形象表现出来。

　　初衷体现在雕品中的人物肖像上，表现的人物能为户主们躯邪降妖，镇守这一方土地上吉庆祥和。就如鼓书中说唱的《薛仁贵征东》如：话说有位小将，身穿白袍，骑着战马，手拿七尺红缨尖枪……古代砖雕艺人的这种造像，注意到袍衫拟化了的颜面传递给观众的那种亲近，战马是那样的奔放而有神，舞枪弄刀就好像在那驰骋沙场英勇杀敌的亲人，更能见到他以衬拟主的造像手法之独特——所谓“以衬拟主”，即将一件造像之体的质感，则是我所谓的“以衬拟主”。当然“以衬拟主”的关键在与主体为本地盲艺人说唱的乐器书鼓，而主形象的上方之辅助形象多为说唱鼓书中人物或故事情节的形象，正是得到了这两种艺人以衬拟主之主体之物在心中感受设定的作用。

　　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陵川书鼓砖雕艺术在清代已经形成了几个不同风格的流派，而每个流派都有一整套完整的书鼓砖雕工艺技术流程与许许多多不同系统的说唱形象思维图像造像，这些砖雕艺人的思维图像又来自本地鼓书说唱的传统曲目人物情节肖像造像。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书鼓砖雕图案的主体形象没有改变，而辅助形象则出现了一些变化，表示吉庆、祥和以及婚丧嫁娶的文字和图案等融入了其中。

　　那些曾经经历了风雨，或在尚未搬走的房屋，或在人走屋空的消失了的村庄的房屋的挑檐下墀头上的书鼓砖雕，已经给予了这里的人们数百年的呵护，数百年的希望，他们也会在未来的陵川书鼓砖雕博物馆中找到他们自己的归宿，因为，小小的书鼓和那些鼓书说唱中的英雄人物情节已经深深扎根在这里的山川，这种情结也会成为陵川古老书鼓文化永恒的魂。

　　书鼓砖雕工艺与陵川鼓书说唱两者互相互撑、促进、融合并相得益彰，成为国内唯一的一种曲艺活动与民俗事项联系起来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是妙不可言。

　　奇哉，伟哉，陵川书鼓砖雕造像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