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病重时，有一天沈夫人打来电话说：“沈先生已经有几天一句话不说、任何表情都没有了。”我和王予予先生立刻赶去沈家，我们理解沈先生当时除了这份工作，他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所以赶紧找来一些新的资料给他看，不一会儿他又能侃侃而谈了，虽然口齿已不是很清，但从眉目间可以看出他心中的喜悦。可以说，晚年的沈先生，他的所想所思，甚至他活着，都是为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份工作。

　　沈先生这一生是非常不幸的。如果他再晚去世两年，诺贝尔文学奖就拿到了。当时欧洲的一些记者都到北京来采访沈先生，采访我和王予予先生，一旦公布，新闻马上就全部发布。所以很令人惋惜。

　　新金融：沈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相当蠢笨的一个人，我就是有耐烦，耐烦改。”“要耐烦!认真!”是沈先生反复强调的工作原则。在这方面您收获了什么?

　　王亚蓉：这是沈先生始终教诲我们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一直指导着我从事考古工作，我认真了，耐烦了，才有缘得见了两千多年来的许多宝物，到现在我也用这一条来教导我的学生。

　　沈先生话不是很多，但当谈及文学和中国古代服饰，他的话是说不尽的。比如，你问他关于一些纹样的特点，他给你解答以后，还会介绍相关的资料给你，让你去看。沈先生历来强调“一切不孤立，凡事有联系”，指导年轻人举一反三，教我们怎样进行纵向联系、横向联系。

　　沈从文先生还一直提倡“古为今用”，他认为研究和保护是继承范畴，更重要的是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工艺技术不能丢。中国人对服装穿着的理念、色彩的应用以及礼仪方面，不仅要保持自己的传统，又要有时代的气息。可现在我们所穿的服装几乎完全被西化，追各种大牌，即使有中国传统服装，也注意不到这些精髓的东西。

　　新金融：您认为沈先生研究文物的方法和思路有何独特之处?

　　王亚蓉：对古物深富探究的沈先生一直讲求“史实相证”的唯物主义研究方法。过去的史学界多是以史证史，都是推论性的研究，这就很难得出非常扎实的结论。沈先生是属于既熟悉历史又熟悉文物的学者，采取出土实物和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沈先生特别注重从工艺上进行分析，因为他从小生活在苗区，而且湘西是个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以除了苗锦，他对土家锦等也有非常强的分析能力。他从小就非常注意观察，无意中就对工艺知识形成了一定的积累。1950年后，沈先生更是将精力全部投入古物的钻研之中，无论是器物、绘画还是原始的骨与针都让沈先生着迷。

　　新金融：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沈先生愈发感到时间的紧迫，从此不分昼夜抓紧工作，一遍一遍校对《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一书。那段时间里，您和王予予先生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配合。

　　王亚蓉：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首先根据外交需求提出了研究编纂中国古代服饰著作的问题，沈从文先生担起这项研究工作。周总理的逝世对沈先生的打击非常大，曾一度眼睛几乎失明。所以他就很急迫地想要完成总理交给他的任务。沈先生对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和整理工作是从1964年开始的，其后波折重重，直到沈先生79岁(1981年)，作为成果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方得付印。

　　新金融：您说“沈先生超凡的形象记忆是谁也比不了的。”能否举个例子?

　　王亚蓉：1975年，沈先生带我和王予予先生去历史博物馆，看到一幅社会生活画《大驾卤簿图》，这个残卷上面有两千多个人物，是皇帝出行的仪仗，由许多方阵组成，根据礼仪的要求，每个方阵穿的、戴的以及手上拿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都认真看了很久，回去以后，沈先生就向我们提问，比如说第三个方阵腰间佩戴的物件是什么?当时我和王予予先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有些许印象，但不具体。但沈先生却记得非常清楚，一连串说了好多，王予予先生记下来一一去核对，完全无误。

　　沈先生博闻强记，对于文献、礼仪，他心中都有数，他是带着问题去看的，所以同样是看，我们却因为知识不够广博而记忆不够清晰。

　　沈先生一生手不释卷，到后来高血压非常严重的时期，视力受影响，他侧着眼睛也要读书。有时他让我们帮忙查资料，告诉我们那本书第几部第几卷，你去查，保准在那儿。博览群书的人不少，但能把具体的、细小的东西都对得上的那是寥寥无几的。除了非凡的记忆力之外，勤奋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新金融：在《章服之实》中您写道，“沈先生的过去(搞文学)和后来(搞文物)是有连贯性的，有共同的地方。”具体来说是什么?

　　王亚蓉：沈先生是文学家的头脑，他用文学家的手笔把本来很枯燥的文物研究写得既有艺术性又有可读性。虽然当时有人非议，说写小说的懂什么历史，但是直到今天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也没有人能超过沈先生。

　　新金融：沈先生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幽默吗?有没有这方面的趣事?

　　王亚蓉：1978年夏天，我和王予予先生到承德避暑山庄内工作。所以请沈先生夫妇也来休养一段。当时我们都把孩子带在了身边，所以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了沈爷爷、沈奶奶。当面对小孩子时，沈先生特别会讲故事。我带着女儿与沈先生夫妇同住一间大屋子，睡觉前他就给我女儿讲故事一直到她甜甜地进入梦乡。

　　沈先生是个很有童趣的老人，是孩子们的最爱，在山上玩的时候，玩着玩着，你看沈先生的耳朵上、口袋里、手上，都被孩子们采的野花占满。而且沈先生还会口技，虫鸣鸟叫模仿得惟妙惟肖，令孩子们新奇不已。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绝不能中断

　　新金融：沈先生和王予予先生去世后，您肩上的担子变得异常沉重，眼看事业要中辍，您有没有心灰意冷的时候?

　　王亚蓉：1988年，沈先生辞世。1991年，王予予先生患上了尿毒症，每周三次透析，离不开北京，去不了考古现场了。所以从那儿之后很多田野的清理和室内的整理工作便落到了我一个人的肩上。1997年王予予先生也过世了，可以说到那时我的两重天都塌了。后来在考古所所长徐苹芳的鼓励下，还是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

　　退休之后，2000年时任北京考古所副所长王武钰找到徐苹芳先生，希望我出来培养接班人，当时我刚做完膀胱癌手术，但我想纺织考古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项事业绝不能中断，所以虽然身体力不从心，也依然决定开始带一些学生，逐渐地建立起了一支队伍。2008年，在抢救绝学的政策下，社科院考古所的所长找到我说：“王老师你别在外边忙了，你还是得管娘家。”这样我就又回到了考古所。

　　新金融：用沈先生的话来说，纺织考古学是一项“费力不容易见好”的工作。现在的年轻人是否愿意去做?

　　王亚蓉：社会科学是个积累量，只有不计较名利地一点一滴做起来，才能有所收获。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还是非常认真的。另外，任何院校都没有这个专业，所以这些年轻人不管本科毕业的也好，研究生毕业的也好，都是我亲手带起来的，就像带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是真心待他们，把一些关键的技术传授给他们，所以我很珍惜这些年轻人，他们也很珍惜我。

　　新金融：您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纺织品修复这项工作的未来有怎样的期许?

　　王亚蓉：其实，有不少纺织品文物都亟待修复，这是非常紧迫的一项工作，所以希望不管是民间人士，还是国家层面，能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给予一些支持。否则，这些出土文物经过长时间的氧化，受到温度湿度的影响，当想抢救的时候，可真就来不及了。

　　我随着已逾古稀之年的王亚蓉先生来到她的考古工作室，她说：“一般工作室是不带外人进入的，这次给你破了个例。”在纺织品修复室里，我亲眼看到了一件距今2350年的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内棺里的第十件衣服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经修复之后的绵袍，上面的纹饰已清晰可见,是一个正面的枭鸟纹饰，反转又附有两个头，从设计上既具象又抽象;每个翅膀引领着一个花枝，反转下来又是三个流苏。整体来看，左右平移、上下反转，非常讲究。

　　经王亚蓉先生指点，我才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件绵袍的领子上。王亚蓉先生介绍说：“这条一米多长的领子，需要一个经过特殊培训的优秀绣工绣上七八个月才能完成。在当时这一克比一克黄金还要贵。中国古代服饰在世界上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是非常具体、生动的样本，能展示中国古代服饰曾经多么的辉煌。”仔细观察，袍领上是一幅狩猎图。王亚蓉先生分几个菱形块来给我解释：“这是一辆马车，马在奔跑，旌旗在飘，穿黄衣服的人在搭弓射箭，穿蓝衣服的人是个驭手;一头大兽中箭倒地后还在回首，一头鹿拼命往前跑;一个人拧着身子拿着盾牌和长剑在跟一只老虎搏斗;一个人跪在地上，手持匕首与一头豹子在拼杀，旁边还跑着一只小猎狗。”王亚蓉先生的讲解很朴实，却透出她对古代服饰文化的深沉热爱。我想，正是在这样的悉心研究之下，古代服饰之美才能化为具象，文明的记忆也才能变得鲜活，持续震撼着今人的感官与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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