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220～589年），中国建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在进入南北朝以后变化更为迅速。建筑结构逐渐由以土墙和土墩台为主要承重部分的土木混合结构向全木构发展；砖石结构有长足的进步，可建高数十米的塔；建筑风格由前引的古拙、强直、端庄、严肃、以直线为主的汉风，向流丽、豪放、遒劲活泼、多用曲线的唐风过渡。在魏、蜀、吴三国至东晋十六国这二百年间（220～420年），建筑技术没有大的进步，南北方的宫殿等大型建筑基本沿袭传统做法。史载东晋建康太庙建于公元387年，长十六间，墙壁用壁柱、壁带加固，可知仍是土木混合结构建筑。当时北方比南方落后，南方如此，则北方可知。南朝自齐开始，宫殿转趋豪华，官员和士大夫的第宅也曰渐侈大。梁建立后，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在都城、宫室、塔庙诸方面都有大规模建设。北朝的北魏自平城迁都洛阳后，大力推行汉化，吸收中原地区魏晋传统和南朝在建筑上的新发展，建设都城、宫室并大修寺庙。南北朝中后期，南方、北方在建筑上都有所发展，在构造及风格上都出现较大变化，是以后隋唐建筑新风的前奏。从现存汉阙、汉壁画、画像砖、明器中都可看到，汉代建筑的柱阑额、梁枋、屋檐都是直线，外观为直柱、水平阑额和屋檐，平坡屋顶，没有用曲线或曲面之处，风格端庄严肃。三国两晋时大多沿用汉代旧式，尚无重大改变。到南北朝后期，随着较大规模兴建宫室、寺庙活动的推动，木构架技术的进步开始出现变化，除前文所述改汉以来柱列上承长阑额为每间用一阑额，增强柱列抗侧向倾倒能力外，还出现两种新的做法。其一是使正侧面柱列都向内并向明间方向倾斜，称“侧脚”；其二是使每面柱子自明间柱到角柱逐间增高少许，称“生起”。采取这二种新做法主要是使柱网在承受上部荷重后，柱头内聚，柱脚外撇，有效防止倾侧扭转，加强柱网稳定性。但这同时也使得立面上柱子由汉式的垂直、同高、阑额为水平线，变为内倾、至角逐渐增高和阑额呈两端上翘曲线。随阑额上翘，檐檩、挑檐檩也上翘，因而屋檐也呈两端微微上翘曲线。汉代屋顶本是直坡的，但往往把主体建筑四周回廊的屋檐做得略低于主体屋顶，斜度也稍平缓一些，以便室内多进些阳光，遂出现了二阶段两折屋顶。为减轻直屋顶的沉重感，在东汉后期已出现把正脊和垂脊、角脊头加高显曲线的做法，利用屋脊上翘造成屋顶轻举效果。这两种做法随着立面和屋檐出现斜线、曲线而有所发展，最终形成下凹的曲面屋顶。在屋角部分，汉以来的做法是用一根四十五度角梁，屋身以外挑出部分的椽尾就插在角梁两侧的卯口里。因屋檐平直，卯口偏在角梁下部，为构造上弱点。檐口出现上翘以后，就可以顺势把卯口抬高使椽背与角梁背同高，这就加强了檐口至屋角处翘起的程度，形成了中国建筑中特有的翼角起翘做法。生起、侧脚和翼角起翘大约出现于南北朝的中后期，与旧式直柱、直檐口做法并行一个时期，进入隋唐后逐渐成为主流，完成了由汉至唐建筑外观和风格上的变化，由端庄严肃变为遒劲活泼。 南北朝时期的建筑实物，除个别砖石佛塔外，全都不存，目前只能依据北朝石窟壁画、雕刻中所表现的建筑形象，结合文献记录并参考受南北朝末期影响的日本飞鸟时代建筑推知其概况。综合北朝石窟中的建筑形象，可以看到，北魏在建都平城的中后期（460～493年）建筑，除了山墙、后墙承重的土木混合结构外，还出现了屋身土墙承重，外廊全用木构架的做法。这在云冈石窟中有很清楚的表现。迁都洛阳后，北魏受中原和江南影响，摆脱北方地区特色，建筑水平有所提高，进一步向全木构架发展。从龙门北魏石窟中所雕建筑形象可知，这时木构架的形式已发生变化，由一行柱列上托长数间的阑额改为每间一阑额，插入两边柱顶的侧面，同时起拉结和支撑作用，增强了柱网的抗倾斜能力。这时在柱网上又出现由柱头枋、斗拱交搭组合成的水平铺作层，加强了构架的整体稳定性。经此改进，一般中小型建筑可以用全木构建造了。但是，特别大型的建筑，仍是土木混合结构，最突出的例证是公元516年所建洛阳永宁寺塔，塔为九层方塔，面阔九间，中心五间北魏宣武皇帝景陵见方全用土坯填充，以保持稳定。 东晋和南朝的建筑不仅遗物不存，连图像也没有保存下来，只能结合文献，参考日本飞鸟时代建筑来探讨。在南朝史料中，记有荆州玉泉寺大殿，说它面阔十三间，只用二行柱，通梁五十五尺，明确指出它是全木构架大型建筑。史料中还说梁朝建了很多木塔，三、五、七、九层均有，大都平面方形，有上下贯通的木制刹柱，柱外围以多层木构塔身，柱顶加金铜宝瓶和若干层露盘形成塔刹。这种塔的形象和特点与日本现存飞鸟时代的塔，如法隆寺五重塔、法起寺三重塔很相近。这二塔都是中心有一大础，础上立刹柱，柱外为多层塔身。每层塔身檐柱的柱列间加阑额，上为斗拱及梁组成的铺作层，承托塔檐。在塔檐椽上置水平卧梁，梁上立上层檐柱。如此反复至塔顶。各层内柱围在刹柱四周，柱上架枋，形成井干形方框，限制刹柱活动，并承托上层内柱。塔身较高者，刹柱可用几段接成，它们是全木构塔。这两座日本塔都是较小的三、五层塔，但可据以推知南朝建康大爱敬寺七层塔和同泰寺九重塔的构造情况。对测量数据分析后发现，日本飞鸟时代建筑在设计时都以拱之高度为模数，建筑各间的面阔、进深和柱高都是它的倍数。在多层建筑中，其总高又是一层柱高的倍数，如高二层的法隆寺金堂脊高为其四倍，五重塔为其七倍，法起寺三重塔为其五倍，都以一层柱高为扩大模数。飞鸟时代建筑是日本接受中国影响后最早出现的不同于此前日本传统的新风格的建筑，它所体现的运用模数进行设计的方法应是当时中国的方法，这就证明在南北朝后期木结构设计中已运用了模数。 魏晋以来，士大夫标榜旷达风流，园林多崇尚自然野致，此时贵族舍宅为寺之风盛，佛寺中亦多名园。北魏末期贵族们的住宅后部往往建有园林，园林中有土山、钓台、曲沼、飞梁、重阁等，叠石造山的技术亦己提高。吴魏明帝起景阳山於方林园中，重严复岭，深溪洞壑，高山巨树，悬蒿垂罗，崎岖石路，涧道盘纡，景色自然。于今，陵台城北隅，台城外，并种橘树，奇宫墙内则种石榴，其殿廷及三台，三省，悉劣植柳树，其宫南夹路，出朱雀门，悉种垂柳与槐也。因政治动荡，佛道盛行，厚葬之风渐衰，皇陵规模均小，南朝诸陵不起坟，不封土，不植树，亦无台阙，墓饰则精美富变化，砖石结构更行普遍。胡汉的交流使得国人的起居习惯发生变化，胡床渐渐普及，椅子和凳子传入民间，传统的卧床增高，且附床顶　矮屏及几　屏风也发展出多摺多牒式。南北朝时印度、西亚纹样随同佛教艺术传入，线条流畅，活跃飞动，莲花、卷草纹和火焰纹的用运用最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