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精神——古代历史的变革与启示

　　企业家精神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企业形态出现之后才有的，而是从古代就已出现并延伸到现代的，通过跨时空、跨地域、跨文化的历史比较分析有助于总结归纳企业家精神的进化规律，理解企业家、商业创新、技术发明及其传播和利用以及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继而可对当代有利于激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市场制度环境的形成与完善，给予一定的现实镜鉴与启示。

　　“在理解企业家精神时，历史的重要性不容低估。”美国考夫曼基金会前主席、经济学家卡尔·施拉姆在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乔尔·莫克及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所合作编著的《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前言开头的这句话，揭示了历史分析之于更好理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

　　的确，企业家精神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企业形态出现之后才有的，而是从古代就已出现并延伸到现代的，通过跨时空、跨地域、跨文化的历史比较分析有助于总结归纳企业家精神的进化规律，理解企业家、商业创新、技术发明及其传播和利用以及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继而可对当代有利于激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市场制度环境的形成与完善，给以一定的现实镜鉴与启示。

　　该书将研究视野放在了罗马、新巴比伦、中东地区、中世纪欧洲、荷兰共和国、大英帝国、德国、法国、美国、印度、日本及中国等国家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企业家精神的范畴之内。对于中国，相应篇章主要聚焦“帝制晚期以来”，作者陈锦江将该时期界定为16世纪末处于繁荣顶峰的晚明以来。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还可再往前追溯，它渗透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中，为中国古代尤其是秦汉、唐宋、明清历史变革之际的经济繁荣发展提供了动力。当然，18世纪后中西方经济的大分流，也可部分归因于不同体制机制之于企业家精神的窒息与激发的差别。英国工业革命正得益于此前重商主义阶段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相反，同期的清政府则仍处于重商主义前期的政策思维，闭关锁国、夜郎自大、重农抑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逐渐拉大。

　　春秋入秦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企业家精神的萌生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先秦是一个奠基时期。李学勤先生认为，“先秦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是中国文明逐步萌生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时代，其内涵十分丰富”。这句话对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也是适用的，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兵家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思想竞争的舞台和实践检验的机会，其中各家在经济思想领域既相互辩论、相互抨击，又相互借鉴、相互转化，奠定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质。

　　儒家思想，在这场竞争和检验中与各家尤其是与墨家、法家相较，未占明显优势，至秦始皇一匡天下后更经历了焚书坑儒之劫，然而随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的建议，使得儒家思想占据正统，绵延2000年，型塑了中华文明的基本脉络。孔子由此也与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并列，被雅斯贝尔斯认为是“思想范式的创造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孔子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的创造者。陈焕章1912年在《孔门理财学》中即言，孔子的思想博大而庞杂，理财学是其中引出的一个分支，而实现大同又是理财的终极目的。而孔子之所以能够名满天下，使儒学成为显学，也与其经商弟子子贡有很大关联。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尝言：“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乎？”并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提到：“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事实上，“货殖”一词最早即来自孔子。孔子本人对子贡的评价是“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注：亿，通“臆”）。货殖家，可谓是先秦时期的企业家，他们“与时转”“不受命”“臆屡中”，实现了个人财富的累积。

　　司马迁对于货殖家的评价较高，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货殖家作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从而专作《货殖列传》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曹邴氏、任氏等立传。在介绍范蠡时，司马迁言道“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对于白圭，司马迁诩之为“治生祖”，评价其“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该篇最后，司马迁总结指出“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也就是，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是发财致富的正道，但是如要真正致富还要出奇制胜。选合适的人才，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交易，并善于出奇兵、用奇招。这些难道不正是企业家所应具备的重要特质吗？

　　对于货殖家及至普通百姓的“患贫”“为利”，司马迁认为是人之常情，且“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富民是有利于国家统治的。故此，他提出了“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国家治理观，主张政府顺应经济发展和个体逐利的自然规律，对私人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不加干预，以达到其父司马谈所倾心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论六家要旨》）的效果。

　　日本经济学家穗积文雄曾对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加以分析，认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颇具有一致性。原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弗洛伦斯也指出，司马迁关于放松政府控制、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思想，与市场机制下的私营企业激励是配置资源最佳方式的现代经济思想遥相呼应。

　　对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黄老之治盛景，司马迁多有称许，然而他自己所处的时期恰恰已经转变成了一个政府干预加大、与民争利增多的时代。桑弘羊等参与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平准、均输等法家政策，非但阻塞了私营工商业自由发展谋利的路径，还通过算缗、告缗等政策使得“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货殖家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也使得经济不复文景之治时期海内安宁、家给人足、粮仓满溢、国库丰盈的局面。尽管后世史书对桑弘羊的评价否定居多，但是历代理财家对其许多政策却无不亦步亦趋，儒法合流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礼教法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使得政府干预、重农抑商不断强化，窒息了中国古代刚萌生的企业家精神。

　　唐宋变革期：反传统经济思想、金融创新与技术进步

　　宋代，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一个在国内外史学界得到高度评价的朝代。20世纪初，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为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后又被其学生发展概括为“唐宋变革论”。上世纪70年代，英国汉学家伊懋可则提出了中国“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观点，认为中国在唐宋特别是宋代出现了“经济革命”，包括货币与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革命、科学技术革命等，但是在帝制晚期又出现了“没有技术变化的经济发展”。国内方面，陈寅恪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宋史学家漆侠提出我国古代生产力发展的“两个马鞍形”模式，其中秦汉是第一个高峰，宋代是一个更高的高峰，其迅猛发展将“宋代中国推进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元代进入急遽下降区间，直到明代中叶才恢复到宋代水平，但已呈迟缓、停滞之势。

　　中国经济思想在宋代出现了一个反传统的潮流，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中一些有识之士对汉以后的重农抑商政策提出了诸多异议。例如，范仲淹曾在《四民诗》中反问道：“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欧阳修则指出，“夺商贾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通进司上书》）。

　　浙东永嘉学派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亦曾言：“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春秋以前是“通商惠工”，汉代改行“困辱商人之策”，目的是让统治者“取天下百货而自居之”，以“夺之以利”。此为聚敛，而非理财，真正的理财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因此，叶适主张“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这不啻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历史先声。

　　尽管宋代对西汉所形成和沿袭下来的禁榷制度又有所强化、扩大化和细密化，但是在政府惠商、恤商政策的支持下，商品经济、商品市场还是取得了空前的大发展，这使得宋代的金融体系与信用体系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创新。政府层面形成了由榷货务、市易务、检校务、抵当所、抵当库、便钱务、交子务等七大各司其职的金融机构。

　　其中，交子务负责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印刷与流通工作，后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改为钱引务。交子作为一种信用票据，最早流行于铜料不足、铁钱流行的北宋四川地区，比欧洲纸币诞生早600余年。铁钱的铸造，一是耗费铁这种当时的重要生产资料，二是重量过大不便于市场交易。交子的出现形成了“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贯”的局面。

　　交子及其背后系列金融制度创新的产生，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典型例子。起初，交子只是由四川一些小商家为便利市场交易而私下零散发行，没有统一制式，但盖有商号印记及隐密题号。后益州（即四川）知州张咏指定十六户富商大贾联合办理发行与兑付。

　　据李攸《宋朝事实》记载：“始益州豪民十余万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由于十六户富商陆续出现产业衰败、无法偿付的情况，宋真宗大中祥符末年（公元1016年），益州奏请朝廷设置交子务，将交子收归官营。直至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朝廷才正式设置益州交子务。

　　宋代对于纸币的需求，与城市和镇集商品经济的普遍性繁荣发展也有着密切关联。过去行商一直是商业活动的主体，自宋开始城镇坐贾发挥熟悉当地市场社会、对市场信息反馈迅速的优势而发展壮大。北宋都城汴梁，以坊市合一的城市布局将工商业经营遍布全城，出现“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繁荣景象。南宋都城临安“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比腊等铺”，“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梦粱录》）。此外，宋代商人还打破了秦汉后“千里不贩籴”的经营思想，利用漕运体系发展和国家赋税政策变化，对粮食、茶叶等民生日常用品进行大宗长途贩运，极大地扩大了市场交易的范围，使得市场一体化程度有所加强。

　　经济金融的繁荣，背后则是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曾言：“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这三大发明均是出自宋代。尤其是毕昇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促进了宋代出版业的繁荣发展，为科技和人文知识的记载、传播、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

　　事实上，宋代的技术领先远不止于此，在纺织、制瓷、造船、冶金、土木建筑等方面均较此前有了新的发展进步，并达到当时世界领先水平。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到，“每当人们在研究中国文献中科学史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时，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关键所在。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称许宋代为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尽管在经济思想、金融制度和技术进步方面均有正向演进，然而受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内在结构功能阻碍，宋代也未能形成整体性质的飞跃，没有逃脱朝代更迭的历史命运。

　　历史的启示：完善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市场环境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激活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历史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而市场的活力来自于人，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专门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围绕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专门出台的中央文件，足见国家对此问题的重视。良好的市场环境是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土壤，也是发挥企业家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的保障。

　　第一，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财产权利的法治市场环境。

　　法治的第一要义是对政府公权力的限制，给出政府与市场的合理界区。中国历史上企业家精神活跃的时期，往往是政府与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时期。相反，政府如果事事干预、与民争利，企业家精神就会湮灭，就会步入经济上的下坡路。由于法治的阙如、王权的僭越，中国古代就陷入了朝代更迭的历史循环，未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孟子讲，“民为之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如果企业家的合法财产权利得不到保障，出于财产安全考虑，他们就没有积极性去创新和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政府要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制定基本的博弈规则方面更好发挥作用，除此以外应更多地交由市场、交由企业、交由企业家去发挥作用，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贯彻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原则，构建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如果没有一个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公平市场环境，企业家精神很难激发，即使偶有出现了，也很难持久。中国古代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个环境，商周“工商食官”、秦汉“盐铁官营”、宋后国有专营强化等等，导致工商业被控制于官府手中，民间资本、私人企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难以真正实现公平竞争。当前，中国正致力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个体系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合理配置到具有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手上，各种所有制经济都应该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这是对企业家精神的最大激励。

　　第三，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创新政企互动机制，形成激励企业家创业、创新的社会氛围。

　　中国古代的政商关系常常是混淆不清、紊乱交错的，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所言，商人阶级难以冲破对官场的依赖，而形成一股独立的创业力量。所谓新型政商关系，一要亲，二要清。一方面，要真正以市场需求、企业需求为导向落实“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公平监管、精准服务，打造亲市场、亲企业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做到有事帮忙、无事不扰。另一方面，要保持政府与市场、与企业的一臂之距，包括对于国有企业也应该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对不该管的要依法放权、决不越位，着力将依法应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杜绝寻租设租空间。唯有如此，才能让企业家真正心无旁骛地经营企业、创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