徂徕书院因徂徕山而得名。徂徕山位于山东泰安市,其主峰太平顶与泰山玉皇顶对峙。早在《诗经》里就有“徂徕之松,新甫之柏”的赞美。徂徕书院设于徂徕山西北长春岭。今天,在长春岭处,只有几间房屋,几块断碑。此处被称为“作书房”,这就是徂徕书院部分遗址。
徂徕春秋
南宋范成大在其《骖鸾录》中道出天下有四大书院,即徂徕、金山、岳麓和石鼓,徂徕书院排在首位。
徂徕书院的创办者叫石介。石介(1005—1045年),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历任郓州、南京推官。因他曾在徂徕山下讲学,学者称之为“徂徕先生”。石介20多岁中进士,曾任国子监直讲,官至太子中允。他为人耿直,多次撰文指斥时弊。康定元年(1040年),石介在老家服丧期间,创建徂徕书院,聚徒讲学。
徂徕书院的创建与发展与孙复密切相关。孙复(992—1057年),字明复,北宋晋州平阳人。据记载,他因家境贫寒,曾受到范仲淹接济。孙复一生治学勤奋,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官至殿中丞。
宋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石介调任南京为官,结识了因贫困而流落于此的孙复,两人一见如故。第二年,孙复由石介引领来到泰安,筑室聚徒,开始讲学。两年后,孙复又在岱庙东南兴建学馆,名之为“信道堂”。从此,孙复广收生徒、讲学授经。后来,岱庙扩建,信道堂并入岱庙院内,孙复就到泰山南麓的栖真寺,聚徒讲学,学者们也因之称孙复为“泰山先生”。
石介作为京东名士,主动拜布衣孙复为师,其意甚诚,欧阳修说:“介执杖屦侍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拜则扶之,及其往谢也亦然。鲁人既素高此两人,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莫不叹嗟之。”孙复因此很快名扬天下,石介的行为也被传为佳话,天下士人多慕名汇集于泰山徂徕,读书求道。因师徒两人为学谨厚,学问见解一致,所形成的学派被称为“泰山学派”。
在泰山徂徕的众多学子中,有一位名叫胡瑗。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如皋人,祖籍陕西安定堡,被称为“安定先生”。胡瑗在泰山苦读十年不归,终成学问丰厚、通古博今的学者。读书期间,无论生活多么艰苦,胡瑗总不废学业。据记载,胡瑗每接到家信,只要看到书面上有“平安”二字,就把信投到书院旁的溪涧之中,以免读信分散精力。后人遂将胡瑗投书之地名为“投书涧”。胡瑗以及以上提到的两位“先生”,被后人称为“宋初三先生”。也许因这“三先生”,徂徕书院名声更为广播。
承道明道
在孙复、石介所处的时代,佛道二教兴盛,他们意欲通过共同努力,重振儒学。师徒二人主动承担起了这个历史责任,他们与范仲淹等人一起兴起了“复古劝学”的活动。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了接续儒家的“道统”主张,甚至还效法唐代韩愈,列出了儒家“道统”的名单。“信道堂”取名“信道”即表达“信守道统”之意。石介也努力为儒家争取正统,言必称道,他曾说:“吾圣人之道,大中至正、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他坚持的道是孔子之道,此道既关乎人伦社会,为君臣、父子、夫妇、朋友、长幼设立规范,又为政治统治确立社会秩序,他说“治人之道也,一日无之,天下必乱”。于是,他也为这个道设立了道统,此道统包括从伏羲到孔子诸位“圣人”,以及从孟子到韩愈等众多贤人,甚为详尽。
为更好发扬儒家道统,孙复、石介,以及胡瑗等人身体力行、尊经明道,开启一代治学新风。孙复作为北宋著名的经学家,其关于《春秋》的研究为学界所重。今存的《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是他学术思想的代表作。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以“天下无王而作也”,在孙复看来,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于“尊王”,是由于当时王室衰微,诸侯强大,王权削弱,礼崩乐坏。因此“尊天子、黜诸侯”应该是孔子《春秋》的立论基础。因此,孙复突出孟子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思想。同时,他对传统经典注疏有过激进的批判,并跳出传统章句训诂的风气,主张“文以载道”。他说:“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朱熹称赞孙复:“近时言《春秋》者,皆是计较利害,大义却不曾见,如唐之陆淳、本朝孙明复之徒,他虽未曾深于圣经,然观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是得圣人个意思。”石介也认为,道应该“万世可长行,一日不可废”,而文则需要“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朱熹对石介评价也很高,认为他是一个刚介的,具有如孟子所说的“不动心”的人,是超过韩愈而仅次于“关、洛诸公”的第一等人。胡瑗的学术也以经学见长,在解经上,他强调“以理为胜”,这与传统训诂之学有很大不同。同时,胡瑗的易学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不同于西汉灾异之说、东汉谶纬之说,同时也不专守玄学观点,而代之儒家纲常名教之说和性命道德之言,颇具后来的道学意味。
启发后学
宋明理学的兴盛与泰山徂徕书院的学术宗旨和治学风格关系密切。孙复、石介在泰山兴办书院,讲授儒学,开启道统,发扬经学的教化作用,从经典中发现性命之理,这种治学方式对后世影响很大。
首先,泰山学派的重道精神对宋明理学思想的开辟起到了先导性作用。宋初的这几位先生,对于经典,以明道为主,不恪守一家、一经,博采众长、汇通群经,构建儒家的道统。这一点对后来宋明理学家们汇通各家学派,丰富发展儒家心性义理之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泰山学派明体达用、文以载道的“道论”确立了后来宋明理学重要的学术方向。还有,泰山徂徕书院本身这一教学形式,对理学的发展和传播也起了示范作用,以至后世理学家多以书院为依托进行学术研究、教书授课。因此,泰山徂徕书院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派,不论是对后来儒学的道统延续、学理的创新还是办学形式的确立,都具有不容低估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