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鸿儒偏好拓片收藏,宋代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一生收藏拓本上千余卷,并编写了《集古录》;诗人李清照一生酷嗜金石拓片,后辑成《金石录》传世;后有明代的关中奇士赵崡、书法家王铎等都曾为拓片疯狂。
北魏《曹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纵90厘米横41厘米
现存于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是方笔露锋之典型代表,因此最显见用笔之妙。起笔都将锋颖露在画外,有的角棱若刀,有的细锋引入,煞有情趣;即使画也挺直有力,折笔显见方棱;收笔处,有时敛毫便止,有时放锋犀利,有时如《宝子》之上扬。
笔画或大或小,大者纵矛横戈,如虎奔龙吟,小者轻微一点,如蜻蜓掠水,皆能顺势合情.绝无率意轻发。整篇看来,严整肃穆,端庄隽洁。
北魏《帝后礼佛图之孝文帝皇帝礼佛图》纵232厘米横180厘米
《帝后礼佛图》原石现存河南巩义石窟寺第一、第三和第四窟中。此篇孝文帝皇帝礼佛图位于位于第一窟南壁窟门东侧。在礼佛行列里,既刻画了“仪态雍容”的鲜卑贵族形象,也有身材矮小的侍从,以及数量众多的仪仗和富丽的衣冠,反映了北魏王室及贵族礼佛的情景。从礼佛图上所刻的皇帝及其臣僚的服饰和仪仗中的华盖、羽葆来看,拓跋贵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在推行汉化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这些浮雕礼佛图构图精致,刻法熟练。衣着服饰及面部原饰有彩色,虽历经千余年之久,至今仍隐约可见,是北魏石窟造像中少有的。
北魏《偃师水泉石窟之甬道北壁龛像》纵165厘米横160厘米
水泉石窟位于偃师市西南30公里冠店乡水泉村村南万安山断崖上,是龙门石窟周边的重要石窟。偃师水泉石窟的特点是造像集中,雕造工艺精美,有的可与龙门石窟相媲美,是研究古代雕刻、绘画、建筑及佛教发展的珍贵资料。偃师水泉石窟内两侧洞壁雕有大小佛龛约四百余座,龛内的造像多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也有不少的交脚弥勒造像;龛楣及近侧多刻飞天、化生、莲花、帏幔、缨络;佛座下有金刚力士及蹲狮、卧兽等。造像刻工简朴硬直,体现了北魏石刻艺术的特点。
北齐《丁朗俊造像碑》纵100厘米横47厘米
碑阴刻造像题名,碑额处刻都邑主丁朗俊、丁思善等。该碑虽然形体不大,但内容却很丰富,在不到1平方米的范围内错落有致地雕刻出48个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布局密而不紊,主题突出,充分显示了雕刻匠师的娴熟技巧。形象表现以圆刀为主,线条浅显流畅。人物形象丰满,服饰衣纹简练,明显有北齐造像特征。
北魏正光五年《刘根造像碑》纵39.5厘米横144厘米
刘根造像碑是清光绪年间在洛阳城东韩旗屯村出土,现存河南博物院。造像部分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减地阴线刻记法刻出释迦说佛图,使之成为一幅完美的佛教教义的宣传画。这种线刻画是富有经验的艺术匠师们运用锋利的刀笔,在光滑的石面上雕刻出来的,它既不同于白描,也有别于阳线版画,是我国传统美术作品中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刘根造像碑不仅是一件刻画细腻的线刻造像,同时也是一件雕刻精美的书法艺术品。其工整茂密、俊逸爽朗的书法艺术,可能出于文人官宦之手。此幅《刘根造像碑》可说是“龙门二十品”之外的又一魏碑书法精品。
北齐天保十年《高海亮造像碑阴》纵108厘米横57厘米
襄城县城西汝河西岸孙庄出土,现存河南博物院。该碑为螭首扁体造像碑,碑座已失。碑首呈弧形,雕四龙盘绕,龙首向下,口衔碑侧上沿。碑阴碑首平面浅浮雕“太子逾城出家”佛传故事。图中释迦太子骑在马上,头戴花冠,帔帛后扬,周围五身天人或托马蹄,或牵马缰,或作导引。碑身上部刻造像记,正书20行,满行17字,有深厚的魏碑体意韵。
北魏《双人飞天》纵80厘米横200厘米
位于巩义石窟第三窟中心柱南侧。帷幔式龛,龛楣及两边龛柱刻帷幔,左边龛柱垂幔纹剥蚀不清,龛楣对称刻两身乘云飞翔的供养天人,是巩义石窟雕刻最完美的两身飞天,这种乘云的飞天在熙平前后开始出现。飞天的飘逸姿态富有韵律感,一张一弛中表现出疾、徐、刚、柔的多变性和生动性,长长的飘带起伏,形成一种流动感和抒情性。而这种线描、线刻技法所体现出的“气韵生动”,那种徘徊于天地间的“天人合一”的寓意,都通过飞天的曼妙形体表现了出来。
北魏《释迦牟尼佛》纵263厘米横112厘米
原存博爱县城南15公里张茹集乡白马沟村观音寺内,现移至博爱县博物馆。造像为莲瓣形背屏式三尊造像,石灰岩雕造。关于该像的雕造年代,造像本身以及文献均无记载。该像无论是造像形式还是雕刻内容,都与现存美国华盛顿菲利尔博物馆的北魏永熙三年(534年)“石造三尊像”基本相似。而二胁侍菩萨足下为长梗仰莲座,这种菩萨座最早见于孝昌年间的孔惠超造像,但背屏雕刻却较孔惠超造像简略多了。背面及两侧面素面无饰。因此,可以推断该造像的雕刻年代应在北魏永熙年间。
神秘的拓片自古代就为人追崇,因为传拓之美在于它能为终将消失殆尽的石刻文化留下记忆的影子,它不仅是珍贵的文献资料,而且每一幅都是独立的艺术作品,具有墨分五色的立体画面效果。使坚硬的石刻跃然纸上,还原了很多的历史细节。目前国家对一级文物的拓片制作审批非常严格,只有少量批准捶拓,仅存的拓片弥足珍贵。
传拓技艺自唐代开始兴起,至宋代金石学的兴起而进一步发展,风格多样且蔚为大观。这些拓本无论是纸墨材料的使用上,或是拓工技艺的运用上,都极为讲究,在保持造像石刻原真性的同时,提高了石刻内容的可读性。
千年之前,佛教及石刻造像艺术由丝绸之路经哈密传入中原;千年之后,中原遗存的经典石窟和石刻造像艺术拓片沿着新丝绸之路来到哈密,实现了历史与现代的交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