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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地标性建筑“大铜钱”
从“秋裤楼”到“马桶盖”，近年来，奇怪的建筑不断在各地涌现。一些贪大、媚洋、求怪的建筑，看似是各个城市的“建筑地标”，实则是权力之手干预设计的“权势地标”
中秋节去沈阳溜达了一圈，在火车站前亲眼目击了地标性建筑“大铜钱”，学名叫方圆大厦。说实话我挺佩服设计师和招标方的勇气的，这建筑不仅怪异，寓意也实在是太过简单粗暴了。后来在网上浏览了一下以丑怪闻名世界的中国建筑之后，方圆大厦倒也不那么突出，强中更有强中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建筑出现，新闻里总结得很好，因为权力之手在干预，其实除了权力之手外，干预的还有商业之手，总之往往不是建筑师之手决定了建筑的样貌。
权力和商业之手干预设计的“权势地标”，突出的就是一个“最”字，最高、最长、跨度最大、曲线最复杂……在这个基本理念的指导下，地标建筑走向了两条风格不同但同样诡异的道路。第一个就是崇洋，这些年来，国内各地的所谓地标建筑，基本上都交给了外国建筑师设计，东南大学做了一项调查，分别对北京、上海、广州核心区1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研究，中国建筑师与西方建筑师设计的新建筑个数比例为，北京0∶8、上海3∶23、广州3∶9，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大大少于外国建筑师的作品。求“最”的理念加上外国建筑师的“奇思妙想”就形成了一堆鼎鼎大名的怪异建筑，用建筑评论家叶扬的话来说：“建筑形体的诡异往往意味着某种特殊的难度，这种求怪，早就使中国变成‘蜚声海外’的‘建筑师的实验场’，在别处难以成立、不可能实现的设计方案，都可以拿到中国来，这里‘人傻’‘钱多’，喜欢‘扭曲变形的怪物’。”
第二条道路就是权力和金钱的掌控者自己的审美左右了建筑的风格，当权力有了审美追求的时候，外国建筑师也得靠边站。房地产商冯仑就举过一个例子：他们在天津请一位荷兰设计师设计了非常好的一组住宅，这个设计经过各个机构审批后，变得跟众多城市的房子一模一样。让一群三流的眼光去改一个大师的作品，结果出来的就是一个不如三流水平的东西。再看看著名的福禄寿大楼，五粮液酒瓶大楼，那已经脱离了审美的范畴，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了。
在中国建筑史不断被刷新的今天，左右这一切的是权力、金钱的力量和不当的管理体制。在这里，了解、热爱自己家乡的中国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声音是缺席的，生活在其中的公众的声音是缺席的，往往几个人的想法，就左右了我们生活环境的面貌。那些高于权力和功利的审美和传统被打得落花流水。也许在当年北京没有采纳梁思成的意见开始，中国的专家就失去话语权了。而失去话语权的专家，就只能在理念和饭碗之间衡量，或者屈从于权力做没有特色的建筑师，或者因坚持理念而被外国专家抢走饭碗，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怎么可能出现坚守传统的梁思成呢?又怎么可能出现像敢于在卢浮宫搭建玻璃金字塔的贝聿铭呢?
而失去了坚守传统的“把关人”和坚持理念的专家，建筑与城市的风格也就难免被裹挟进了各种欲望之中，变得光怪陆离。我们的城市规划，早期全盘学苏联，如今又全盘学美国。但美国是个没有传统的国家，他们的历史就是近代史，而他们的建筑风格，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西方集体抛弃了。而我们却还在模仿他们，岂不知美国人有多羡慕欧洲的建筑。而欧洲，包括日本，那令人羡慕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恰恰是因为对传统的坚守。在巴塞罗那，最高的建筑物是高迪设计的圣家族大教堂，因为政府明文规定，任何建筑的高度都不能超过这座至今仍未完工的教堂，这是城市对信仰的崇敬。而在日本，麦当劳进军京都时，曾经遭到否决，理由是麦当劳的红色标志和古城的青灰色建筑基调相去甚远，具有破坏性。经过几年反复谈判，麦当劳决定放弃全球统一的红色，改成与京都古建筑基本一致的咖啡色，这是商业对传统的妥协。
如何阻止奇怪的建筑污染城市，除了对权力自身的约束之外，我想我们还需要一些不妥协，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对理念的不妥协，市民对生活环境的不妥协，也许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失去城市现代化所带来的便利，但何去何从的权利应该掌握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手中，而不是少数人的手中。只有这样，权力和商业的力量对我们的公共审美造成的伤害才有望成为历史。前面提到的玻璃金字塔，曾经遭遇了法国民众的集体抵抗，然而贝聿铭基于一个建筑师的理念也是寸步不让。其实无论这两股不妥协的力量谁胜谁负，对于巴黎这座城市来说，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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