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中的中国古代廉政文化

　　匾额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不仅有说明建筑名称的作用，也起到激励教化的社会作用，而起到教化作用的匾额可以脱离建筑，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在古代社会，匾额分为官匾与私匾，官匾就是皇帝钦赐、朝廷官员官方题写的匾，官匾之外的便是私匾。除了标识类匾额外，具有教化功能的匾额按匾文内容再细分，一般分为科举功名匾、宣扬高尚品德的宣教类匾额、体现家族荣耀及祝福高寿老人的庆贺匾、表扬清明廉洁的清廉匾，等等。其中与清明廉洁相关的匾额简称为“廉匾”，这类匾额包括匾文内容与廉政文化相关，还包括题匾人或受匾人是清官廉吏者。“廉匾”的意义与其他类型的匾额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背后往往有着具体的人物故事，涉及到的清正廉明官员，不论是地方官员还是中央官员，获得了百姓认可就是百姓真正的衣食父母，值得当代人去聆听他们的事迹，对当代廉政文化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

　　一、廉匾中的廉吏

　　在古代，题匾、送匾、受匾、挂匾的过程仪式感极强，题匾人越有声望，挂匾的仪式就越隆重，在当时是一种社会风俗和文化活动。匾额中的文字叫做榜书，不是一般人能够写出来的，所以题匾的人一要有学问，二要有一定书法造诣，三得是社会名人或在地方颇具声望的人，综合这三点，官员是最佳人选。古代官员一般都是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科举考试对学识和书法都极为看重。因此，在古代，百姓都乐于邀请官员为自己题写匾额，而官员为弘扬道德、拉近官民关系也会接受邀请甚至主动题匾。匾额是代表个人和家族的荣耀之物，不是随便哪位官员都可以赢得百姓的尊重而受邀题匾，只有那些真心为百姓服务、拒绝贪腐、为百姓谋福的清官廉吏所题写的匾额，才会使百姓光耀门楣。

　　每一块“廉匾”的背后都是一个公正廉明、清风两袖的故事。“廉匾”按性质分有皇帝亲自题写的“皇家廉匾”，用于赏赐清官廉吏或悬挂在皇宫中自省；第二种是家族匾，家族中几代为官并都很清廉，或是有一人为官，但因政绩斐然，受全社会公认，也可以代表自己的家族受匾；第三种是由清官廉吏为百姓题写的匾额。

　　在“皇家廉匾”中，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正大光明”匾，这是一块悬挂在乾清宫中皇帝龙椅上方的匾额（图一）。“正大光明”四个字最初由顺治皇帝题写，后又经过了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摹写，目前乾清宫中的匾额应是乾隆帝的“御笔”。“正大光明”一词出自宋代朱熹的《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周益公》：“至若范公之心，则其正大光明，固无宿怨，而惓惓之义，实在国家。”皇帝将这四个字制作成匾额，不仅是要求自身要做一个言行正派的君主，也是时刻提醒前来面圣的大臣为官办事是否能做到正大光明。

　　现存的“皇家廉匾”数清代康雍乾三代最多，其原因与这三代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分不开。清代统治者善于总结前朝的教训，认为朝廷的腐败是国家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比较重视政治吏风、严明纪律，也涌现出很多清官廉吏，名垂青史。

　　故宫内的昭仁殿西室北向悬挂着乾隆皇帝题“慎俭德”匾，“俭德”二字源于《尚书·太甲上》：“伊尹作书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意思是节俭的品德。这方匾是乾隆重视节约的品德，皇帝倡导俭朴，社会上就容易形成风气。乾清宫的西庑是清代政务文书周转的批本处，此处有康熙皇帝题的“慎几微”匾，意思是要谨慎检点萌芽中微小杂念、严格律己、防微杜渐。故宫内的这些廉匾供皇帝观看、欣赏以及自警。

　　皇帝会题字赐匾给具有高尚品质的官员，而且不一定是一对一的颁赐，也许是很多官员共同拥有皇帝题写的匾文。根据清代王士祯所著《池北偶谈》的记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广西巡抚郝浴上疏康熙帝，请求颁赐御笔“清慎勤”三个字以示勉励。郝浴的奏疏下发到有关部门合议，得到了批准。康熙皇帝于是依从其请求，御笔亲书“清慎勤”三个大字，并命人制成匾额（图二），派遣使节将这些“清慎勤”匾额分赐给天下各省督抚。“清慎勤”三个字要追溯到西晋晋武帝司马炎之父、三国时魏国权臣司马昭之口。他说道：“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大意就是司马昭告诫官员，做官应当清廉、谨慎、勤勉，只要坚持这三种品质，哪里需要担心地方治理不好呢？

　　此后，清、慎、勤三个字就成为了为官之道。在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提出的政治伦理对士大夫们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对普通百姓也都有潜移默化之效。因为士子们深受儒家这一套政治伦理的熏陶，所以在中国古代官场，尽管也有不少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残民以逞、敲骨吸髓的事情发生，但那些从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多少还是想着点自己的脸面名节，甚至胸中充溢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为功名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国历代产生的清官廉吏，其事迹被人们用戏曲、影视、小说等形式广为传诵。北宋前期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买官卖官与任人为亲的途径，从根本上解决了门阀政治的再起和军将擅权的基础。大量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中下层士人进入政府机构，官员的廉政素质有所提高，对宋代吏治清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宋代最著名的清官就是被人们成为铁面无私“包青天”的包拯，包拯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考中进士，为官期间以廉洁著称，他执法严峻，不畏权贵，肃正纲纪，惩处贪官赃吏。有关包拯所题写的匾额没有查到相关记载和实物，目前我们可以在包拯祖籍安徽和主要任职地河南开封等地的包公纪念馆看到历代文人为包拯所题的匾额。如在安徽合肥包公园内的包孝肃公祠堂中就有三方匾（图三），正殿上方高悬“色正芒寒”匾，意思是星光清冷色纯正，也借以称颂人的品行高洁正直。左匾上“节亮风清”四字，为清乾隆年间庐州知府肖登山所题；右匾上“庐阳正气”四字，为光绪年间左锡旋所题。殿的上上下下，到处都可以看到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关于包拯廉洁品质的楹联。包拯不仅本人为官清正廉洁，而且要求后人如果步入仕途，也必须努力做到为政清廉，他在《家训》中写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明初重典治吏与积极推行科举制度并举，对于廉政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因而，明朝前期百余年中，政治比较清明，“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这对于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明朝时被人们称为“青天大老爷”的是“海青天”——海瑞。海瑞，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他自幼攻读诗书经传，立志日后如果做官，就要做一个不谋取私利、不谄媚权贵、刚直不阿的好官，因此他自号“刚峰”，取其做人要刚强正直、不畏邪恶的意思。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参加乡试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据传，百姓曾制作一块“海青天”的匾额赠与海瑞。在武汉市青山区张公山寨明清古村落李庄有一方“明镜高悬”匾额，上面书写有“嘉靖四十五年丁卯季春月吉旦”和“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海瑞仝立”。

　　明初重典治吏与积极推行科举制度并举，对于廉政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因而，明朝前期百余年中，政治比较清明，“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这对于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明朝时被人们称为“青天大老爷”的是“海青天”——海瑞。海瑞，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他自幼攻读诗书经传，立志日后如果做官，就要做一个不谋取私利、不谄媚权贵、刚直不阿的好官，因此他自号“刚峰”，取其做人要刚强正直、不畏邪恶的意思。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参加乡试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据传，百姓曾制作一块“海青天”的匾额赠与海瑞。在武汉市青山区张公山寨明清古村落李庄有一方“明镜高悬”匾额（图四），上面书写有“嘉靖四十五年丁卯季春月吉旦”和“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海瑞仝立”。

　　清代“康雍乾”时期是封建王朝最后一次盛世，在一个吏风较为严明的时期诞生了很多为后世称颂的清官。后人选出的“清代十大清官”有于成龙、张伯行、汤斌、施世纶、彭鹏、刘统勋、刘墉、朱珪、曾国藩、曹振镛，这十人当中有八人的为官任期在“康雍乾”盛世之间。清代并不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各级官员俸禄并不高，因此，官员能做到廉洁实属不易，若能做到既清廉又有颇高的政绩，在清代的近三千名大臣中，也许只有几十人做到且为后人敬仰。

　　清代的帝王喜好题诗、题词，也爱题匾赐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匾额遗产和书法艺术作品。汤斌（1627～1687），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顺治九年（1652）中进士，踏上仕途，选宏文院庶吉士，授国史院检讨。汤斌也是政治家、理学家暨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卒谥文正。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帝下诏举行博学鸿儒科的科举考试，汤斌前去应考，一举拔得头筹，授翰林院侍讲。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崇祯十二年（1639），参加乡试，省城太原考场考官公然行贿受贿，徇私舞弊。于成龙在考卷上痛陈时弊，直抒胸臆。结果正榜无名，勉强考取了个副榜贡生。进入清朝后，于成龙继续致力于应举。顺治四年（1647）至顺治八年（1651），于成龙到太原崇善寺开办的学校学习了4年，但顺治八年（1651）的乡试中，于成龙又落榜了，这年他已经35岁。顺治十八年（1661），于成龙入国子监学习，结业后准备出仕。初入仕途的于成龙最先在广西罗城当县令，仅三年时间就将这个乱城治理，“是金子总会发光”，从此之后，于成龙开始大展他的政治才能，并屡次得到提拔，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立大功。于成龙为官期间整顿吏治、重视教育和科举公正、办案公正严明。

　　陕西留坝县张良庙的大殿上悬挂着于成龙亲书“相国神仙”的四字匾额（图四），匾长2.26、宽1.06米，木匾四周绘有祥云彩绘图案。匾的右侧题有：“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部河道提督军务加六级特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又加四级于成龙敬书”，左侧为“康熙三十八年岁次乙卯仲夏月谷日”。

　　康熙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赐于成龙的“高行清粹”匾。“高行”一词源于《管子·法法》：“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高行清粹”是康熙对于成龙高尚品行的一种肯定。并且，康熙皇帝认为于成龙完全符合《周礼》中考察官吏的“六廉”标准：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于成龙不仅廉洁，还能善待百姓、推行政令、谨慎勤政、公正执法、严格守法、明辨是非，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

　　兰考历史上出现过一位杰出人物——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张伯行自幼聪敏好学，十三岁时就通读了《四书五经》。康熙二十年（1681），张伯行考中了举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殿试三甲八十名，赐进士出身。

　　张伯行为官二十余载，清正廉洁，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也不带家眷赴任。张伯行做江苏按察使，坚决反对向上司送礼，同时也不会收取别人向他馈送的礼金，并作《禁止馈送檄》：“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这段话用八个“一”表达了作者慎独、慎初、慎微的思想，体现了张伯行的高风亮节。

　　张伯行的清廉之风传到康熙皇帝那里，康熙南巡到江南时召见了张伯行，提拔他为福建巡抚并亲赐“廉惠宣猷”匾。“廉惠宣猷”表达了康熙对张伯行清正廉洁、惠及百姓的做法很认可，也想让天下人都知道张伯行的功绩。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展出两件清代状元王杰的文物，一件是书法对联，一件是题诗石璧。王杰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辛巳恩科状元，陕西韩城庙后村人，历任内阁学士、会试主考、学政、各部侍郎、军机大臣等，为嘉庆时期的首辅。王杰在朝身担要职十余年，为官清正、敢于直言，尤其在对抗和珅时更是表现了刚正不阿的精神，最终审倒大贪官和珅。后人称其为“真状元宰相”。

　　现存关于王杰的匾额数量相对较多，有乾隆和嘉庆两位皇帝御笔亲题的恩赐匾，更多的是王杰为别人所题的匾，如“芹宫试浪”匾、“泮水钟英”匾。

　　“芹宫试浪”匾，上款“钦差提督福建学政翰林院修撰加三级王杰为”；下款“新进生员林永上立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岁次秋月吉旦”。“芹宫”指学堂，“试浪”指科举考试。既有褒扬受匾人在科举的道路上初试牛刀取得的成绩，还有勉励受匾人今后要精进学业、大展前途、为国效力之意。

　　“泮水钟英”匾，是王杰题给秀才胡琼的，从字面上看，匾意为学校英才济济。泮水，是指古时学宫前的水池，状如半月形，此处是学宫、学府的代称。钟，集聚。英，英才。

　　除以上清官的相关匾额外，还有很多廉政匾额，如雍正、乾隆年间的名臣孙嘉淦写下了《居官八约》并制成匾额（图五），《居官八约》的内容为“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孙嘉淦严格奉行自己的八项准则。

　　清代郑燮不仅是著名书画家，文学家，也曾入仕，郑燮于乾隆元年中进士，后当过范县知县，为官清廉，勤政爱民，治理灾荒亲历亲为，为百姓所爱戴。郑燮善于画竹，竹正是代表了清正的形象，关于郑燮最著名的匾额就是“难得糊涂”匾（图六）。

　　二、科举制度对古代官员廉洁品质的影响

　　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科举的诞生便是为了公平公正选拔人才，以取代之前易出现士族垄断、受贿现象的人才推举制度。隋唐之前的人才选拔主要依靠世袭和推举，人们想要当官，除了刻苦读书，还要拉拢关系，这种现象从根源上滋生了腐败，若一位官员从为官之前就有腐败的思想和行为，那在为官之后只会变本加厉，危害社会。

　　科举制度从考试内容上看，儒家思想渗透在每个读书人的心中，从思想上增强学子廉政的价值观，从而规范行为；从考试资格上看，科举打通上层与下层普通人的阶梯，就算是官员子弟应试，也有相关的回避制度来避免舞弊案的发生。当然，1300年的科举史中也出现了多次科场舞弊案，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统治者对腐败行为严厉的处罚、绝不纵容的决心。只能说再严格的制度也无法克制住权利和金钱的诱惑，总有人会铤而走险。从考试过程中看，严格的入场搜检、内帘、外帘等一系列对试卷谨慎的处理方式等，都体现着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让学子在一个公正的环境下考试可以使他们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

　　三、古代廉政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千百年来，百姓对清明政治和清官廉吏的呼唤，几乎贯穿了一部中华文明史，国家的长治久安离不开廉政措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们应以史为鉴，建设好当代的廉政文化，助力中华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