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别丢失记忆起点
“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老北京孩子的童年是和四合院相伴的,郁达夫说,四合院“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
对城市来讲,四合院是老北京城的记忆和细胞,若没有了它们,故宫、天坛就失去了底色,古都北京便失色不少。
然而,传承了数百年的四合院正面临严峻现实。近期出版的《北京四合院志》中有这么一组数据:在旧城改造中,北京的四合院总量已经由清乾隆时期的26000多处,变为20世纪80年代的6000多处,其中保存较好、较完整的有3000多处;到2012年,形制较完整的只剩1000多处,其中纳入文物保护的百余处,老北京的四合院正处于逐步消失状态。
与北京四合院的命运类似,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过程中,上海的多数弄堂也被高楼组成的小区所取代,城市不断地长高、再长高。就当时来讲,四合院多成了“大杂院”、弄堂也已经拥挤破乱不堪,既造成了生活的不便,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集中成片拆除旧区,便来得直截了当、简便易行。
但是,简单粗暴的大拆大建终究是短视的。许多普通人和城市建设者意识到,城市的高度有了,历史的厚度却丢掉了,清一色的摩天大厦、玻璃幕墙再也载不动乡愁。“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梁思成这句话让越来越多人感同身受。
即便如此,还是不断有悲剧发生。1931至1937年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租住在现在的北京北总布胡同24号四合院。让人冒冷汗的是,这座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四合院,后来却被某公司拆除拟建设商业项目。此后,相关部门表示将以林徽因手绘稿为依据,在原址上整体完全复建“梁林故居”。
这出一拆一建的悲剧,让人惋惜的同时,也让人思考:名人故居况不能自保,传统特色民居如何才能逃避厄运?面对强势的经济利益,面对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留下”还是“拆掉”,城市发展中四合院式的问题究竟该如何解答?
应该说,留与拆的关键之处在于古建筑能否发挥出比新建筑更大的效益。如果古建筑能得到有效利用,综合发挥出应有的经济效益、文化效益或实际效能,那么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
我们看到,类似于一些国外的古建筑保护和利用方式,上海新天地没有推到之前的弄堂,却是保留了最具上海特色的石库门民居外壳,在古建筑内建设了全新的商业区,游人商贾络绎不绝。与之类似,不少老北京胡同发展起了特色商业区,胡同游、四合院体验等也受到追捧。有专家感叹,通过新天地的改造,上海人大吃一惊,大家急切要逃离的古旧弄堂原来这样好看,原来认为就是土地值钱,现在知道土地上的建筑、历史空间也是值钱的,甚至更值钱。
当然,除了商业合理开发古建筑,还民居以民居,应当是更重要的课题。古旧建筑存在许多问题,为了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能够享受到现代生活,以北京菊儿胡同为代表,采取“煤改电”、上下水改造、疏散四合院人口、重新设计四合院空间等措施,让当地人不愿走、外地人愿意来,正是很好的方向。
古建筑从来就是“立体的教科书,现成的博物馆”,在不破坏其原貌的前提下,建设名人故居纪念馆、展览馆等公益文化设施,发挥历史文化的温情感染,也是活态保护利用的有益途径。
总之,对城市保护和发展来讲,顺应肌理,延续文脉,保留历史的底色,就好比一个人,只有找到了记忆的起点,才看得清成长的方向。这是历史文化传承过程中最应该明确的责任。而面对城市历史遗迹的快速消亡,如何传承并建设起历史底蕴厚重、综合功能完善的城市人文空间,还需要更加有力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