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招聘”作为一种最为广泛的人才交流方式被应用于社会各行各业中,就连国家公务人员也是采用了“招聘制”,可以说,“招聘制”已经是现代文明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人才征求方法。那么你又可知道,“招聘”作为一种选拔官吏和征求人才的办法,在中国由来已久,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制度之一。
整个中国历史,“招聘”这种制度贯穿始终。人才“招聘制”在我国由来已久,这并不是胡说的,古人史料中常有记载。
最早的聘用人才记录见于《孟子》,商汤派人五次往返,“以币聘”伊尹。明代朱健《古今治平略》上也对此作了注释:“汤聘伊尹,商高宗武丁招聘傅说,任以国政。此征聘之始也。”
《礼记·月令》上则也有记载,周朝于每年三月,“聘名士,礼贤者”,周文王时就靠着招聘的方式找到了不少贤才。
战国时期,第一次的改革便是从人才引进开始。如燕昭王建造黄金台求贤,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公元前315年,燕昭王为郭隗筑黄金台,卑身厚币招天下英才,这才导致大量人才往燕国汇聚,如魏人乐毅,齐人邹衍,赵人剧辛,形成“士争趋燕”的局面。
而关西强国秦国也不甘于后,大量从关东六国征聘人才。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有“秦用他国人”一节,专门介绍投奔秦国的关东人才,如韩非子、商鞅、吕不韦等,“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这也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人才招聘的高潮在汉初,汉高祖十一年发布招聘令,诏曰: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这条诏令简直与一次全国性的招聘人才动员令无异。汉武帝即位初,也下诏招聘人才,“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应聘者上千人。元封五年,汉武帝又命令各州县推荐“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绝远之国)者”。
到了东汉末年,陈群首创“九品中正制”,这种系统性取才的办法尽管有着各种缺点,但因为适应了当时社会需要,故而将直接招聘制度给取而代之。隋唐以后,以人为本的“科举制”更是趋向系统化、合理化,因而直接招聘的制度也就逐渐衰落。
古代人才“招聘制”的特点
毋庸置疑,虽然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采用了“招聘”这种办法,但又是各有特点。大概总结,古代的招聘制度归纳起来有几个特点:
一是按州县定名额,与地方官的举荐连在一起,成为一项较为经常性的制度,这实际上与当时的“举孝廉”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在当时“孝”代表着品德,而有品德的人就能有资格做官。
二是专门招聘技艺精通者。在汉朝以后,招聘制度往往常用在有特殊技能的人身上,如冶金、烧瓷、撰写史书等,皆是招聘而来。
三是特事特办而招聘,比如王莽推行古制,在民间招聘了大量儒生来推广周礼。
四是招聘制中的“优胜劣汰”,顾名思义如果招聘的人不能胜任,是要被辞退的,并不是当了官就能一辈子官,这一点比之清朝要强上许多。“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说的就是这条规矩。
五是各级长官都有招聘人才的权力,各诸侯王都可自行征聘人才。这在各朝表现都有所不同,在汉朝招聘之人皆可为官,而在明朝,地方官员招聘的只能为吏。
总体来说,历朝历代都摆脱不了这个框架,都按照这几个特点来寻觅人才,这是局限于社会现状所造成的。
“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的兴起,系统化取才造成了原始“招聘制”的没落。
汉末晋始,在九品中正制度大力推广下,招聘制度逐渐成为其辅助制度。特别在隋朝以后,科举成为主要选官办法,招聘制度渐趋衰微。
但还是有不少开明君主运用招聘的方法网罗到不少人才,如三国曹操,唐朝李渊、李世民,明朝朱元璋,元朝忽必烈等。
特别是朱元璋,早在金陵时就从民间招聘到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个儒士,为建立明朝基业立下汗马功劳。有鉴于此,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征天下贤才为守令”,并指示有关部门“以礼聘致贤士”。他先后在在洪武元年、二年、四年、五年、十一年、十二年等年份,朱元璋分别派人到民间招聘人才。
《春明梦余录》记载,洪武初,“设礼贤馆而得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呼为四先生。下镇江而得秦从龙,下金陵而得陈遇,皆人杰也。俱于征聘得之,孰谓晚季乏才”。洪武二年,为修元史,招聘山林隐逸汪克宽等16人共同纂修。明初,招聘成为官吏的重要来源,有历史记载的大型招聘会有两次,一次招聘到1900多人,另一次招聘到3700多人。洪武十七年虽然复行科举,然而每科所取不过百十人,遂“与招聘之士同登并用”。一直到成化以前,招聘还是明朝重要的选拔人才的途径,与科举并行。
可以说,招聘制尽管已经趋于没落,但仍然在封建王朝中起着重要作用,在选拔人才的方面,作为一种辅助方式长期存在着。
在中国历史上,古代帝王们通过招聘制发现和选拔人才,而使得国家兴盛,这并不是偶然的,反而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故而尽管后来实行了科举制,许多有识之士仍主张对招聘“断宣亟讲也”,或主张招聘与科举“并行。”原因正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