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作弊的形式以及惩罚措施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文化的使命，由草创到完备、从鼎盛到衰退，科举制就好像一条的缠绵的纽带，从创立到废除，维系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王朝。

　　古代科举考试作为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为普通读书人铺设了一条以考试跻身仕途的道路，也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成许多士子梦寐以求的生动现实。

　　但是，只要有考试存在，舞弊现象就会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毕竟“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实在太过诱人。于是乎，不少人甘冒风险，通过一系列舞弊手段博取功名。

清焦秉贞状元及第图

科举考试中的舞弊现象

　　自隋唐开科取士到清末科举废除，为了能够金榜题名，考生的舞弊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百出，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种。

　　01冒籍

　　所谓冒籍，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更改籍贯。古代选拔人才时，在所选人才与当地人口的比例上有所注重，各地的录取名额，都有相应限定。因此便有了考生不在户籍所在地应考，转而投往竞争不太激烈的地方去应考。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按《登科记》，孙仅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余皆贯开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应都人士中选如是其多，疑外方寄名托籍，以为进取之便耳。”可见，当时的开封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行政地位，以及录取名额远高于其他地方等原因，很多士子便会选择冒籍开封府考生来参加考试。再比如，清朝康熙年间，福建沿海各州县童试竞争非常激烈，而台湾录取生员名额较多，因此福建考生就移民到台湾参加考试。

　　另一种是更改自身资历。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处于整个科举考试发展史的初创时期，其脱胎于南北朝以前的察举制，带有一定的举荐制残余。比如，唐代的吏部选试对资格要求就比较严格，必须是有出身和具备资历的人才才能参加选试。因此就出现了更改资历的现象。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保存在中央的人事档案散佚，许多考生便在出身和资历上作假。时人纷纷感叹，“分见官者，谓之擘名，承已死者，谓之接脚。”

　　打个比方，其性质就好比山西人仝卓第一次在北京参加高考失败后，把自己的往届生身份改为应届生身份再次参加考试。

刘希伟《清代科举冒籍研究》

　　02请托

　　“请托”也叫“通关节”，是最早的科举舞弊方式。作为记录唐代科举制度和掌故的唯一专著，《唐摭言》将关节定义为“造请权要谓之‘关节’”。也就是通过拉关系贿买考官，打通关节。科举制初创时期，试卷成绩并不是决定性的，主考官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因此，请托现象在唐代尤为盛行。士子们为了登第，“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肩接踵，冀落提携之恩”。一旦找到了权势通天的靠山，“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唐天宝二年，苗晋卿为主考官，为了阿谀御史中丞张倚，将其子张奭录为头名，玄宗闻之亲试入等者64人，登第者十无一二。换句话说，肚子里有没有墨水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上面有人。

　　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以情托。到了清代，这一现象更为严重，甚至出现了考官自己吆喝的情况。顺治十四年顺天乡试，大理寺左评事李振邺被任命为同考官，考试入场之前他唆使别人在场外兜售关节条子，最终收到的关节条子多达25份，之后其将此事向别人加以炫耀。其他考官见状纷纷效仿，收受贿赂，买卖人情，最后因中举名额分配不公而东窗事发，也就是著名的“丁酉科场案”。

　　03夹带

　　古代科举考试中，最常见的作弊手法就是夹带。买通考官、冒籍应考等舞弊方式，不是需要雄厚的金钱资本，就是得有广大的人脉，并且牵涉的人员较多，比较容易暴露。而夹带则不同，其隐蔽程度高，没有很大的成本要求，连贫寒学子也能采用。因此，早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就出现了考生夹带现象。

内藏暗格的鞋子

　　《册府元龟》记载，唐省试时，不仅要严设兵卫监守巡察，而且要在考生入场时“搜索衣服”，以防“怀挟”作弊。两宋时期，不仅入场时可以夹带，入场后还可以再次夹送进去。“蝇书满庭，莫之惮也。……传义以线，从地行入，饮食公然传入，弹园随水注入，机巧百出”。可见，当时的考场之内，考生们用蝇头小楷作的小抄到处可见，甚至连饭食都能进入。

古人的微型书

　　更有甚者，以“飞鸽传书”的方式来进行夹带。考生将试题卷筒让鸽子带出考场，等到在外面由高人答完由信鸽送回来，再让考生誊抄。辽金时期，朝廷每临三试，就诏派北部金人游牧骑射高手，守卫考场四周，见鸽子进出一律射杀。到了明清时期，夹带之风愈盛。明代万历年间进士周元暐在《泾林续记》中描绘了当时考生夹带的“盛况”，“场中传递怀挟，弊端无穷，其术甚巧。募善书者，蝇头书金箔纸上，每页一篇，工价三分。经书惧千，篇厚不盈寸二三；或藏笔管，或置砚底，更有半空水柱，夹底草鞋之类；又或用药汁书于青衣袴上，毫无形迹，将壁泥上，施即拂净，则文字立见，曰文场备用，每付价银百两。”清代也专门设置了火枪手在试场候命，见到鸽子就鸣枪，此即“射文队”。

　　04枪替

　　枪替，也就是请人代考，代考人即为枪手。《儒林外史》第十九回中就写到，“勾串提学衙门，买嘱枪手代考。”

　　历史上最有名的“枪手”要数与李商隐齐名的唐代诗人温庭筠。温庭筠“少敏悟，天才雄赡，能走笔成万言”，是唐初宰相温彦博的裔孙，可惜到了他这一代，家族早已没落。没有了祖荫，温庭筠便以绍继远祖功业为己任，试图走科举考试之路，用知识改变命运。可是由于其性格放荡不羁、情商较低，纵然天资聪颖、才情万丈，却屡试不第。最终，长期的考试受挫、科场失意，且又无祖上余荫、无人保荐的温庭筠，看透了晚唐科场的黑暗腐败，成为了一个不为名、不为利的顶级“神枪手”。唐代进士科考试，最为重视杂文一场。所谓杂文，就是一首诗、一首赋。温庭筠才思艳丽、腹有乾坤，《北梦琐言》卷四《温李齐名》记载：“（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也就是说，温庭筠在考场中，只需要“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来回交叉八次，就能搞定一篇八韵，因此也得了个诨号“温八叉”。

温庭筠画像

　　由于温庭筠在科场中“打枪”打出了名头、打出了威风，考官们颇为忌惮。唐宣宗大中九年，礼部侍郎沈询主持贡举考试，沈询为了防止温庭筠再次“出枪”，特意做了防范，给他专门设置了在主考官眼皮子底下的“VIP专座”，不与其他举子相邻。沈询对自己的安排颇为得意，自以为万无一失。《唐摭言·敏捷》记载的结果却让沈询大跌眼镜：“适属翌日飞卿不乐，其日晚请开门先出，仍献启千余字。或曰潜救八人矣。”原来，考试当天，温庭筠在监考官的“严密盯梢”之下，颇为不爽，草草写了千把个字，提前交卷了，但是仍然神不知鬼不觉的搞了个“八连发”，救了八个人的场子，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科场的舞弊手段，远远不止上述4种，历代士子们的表演可谓花样繁多，还有“换卷”（调换答卷）、“易号”（涂改试卷编号）、“誊卷灭裂”（篡改原卷）等等，篇幅所限，这里不再一一赘述。诚然，有作弊自然就有反作弊的方式，下面我们来谈一谈科举舞弊的处罚形式。

科举舞弊的处罚形式

　　科举，天下之公也。考生为了谋取私利而采取上述种种舞弊行为，极大地冲击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淤塞了寒门知识分子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道路，影响了社会秩序和封建统治。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保持科举考试形式上的平等和政权的稳固，对科举舞弊的处罚也就成为了重中之重。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科举考试制度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离现今最近的时代，史料记载丰富详实，在这里我们就主要谈一谈清代科举舞弊的处罚形式。

明万历二十六年状元赵秉忠考卷

　　经过历代的传承与发展，清代是科举立法最为完备的时代，设立了以《钦定科场条例》《钦定武场条例》两大专门考试立法为主，《大清律例》《大清会典》《礼部则例》《学政全书》等为辅的考务规范体系。即使是这样，仍然有人铤而走险，触碰法律“红线”。

　　就拿前文“请托”中讲到的顺治年间“丁酉科场案”来说。案发后，李振邺等5名贿卖关节的考官以及2名作弊严重的考生被斩，查抄全部家产，各家老幼共108人流放黑龙江宁古塔，另有40名舞弊考官和士子杖责流放。下面我们就以表格的形式一览清朝历代科场舞弊要案。

清朝历代科场舞弊要案统计表

　　由上可见，清朝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的最终完备时期，惩治措施极其严厉。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科举舞弊案，也就是清朝以及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桩科举舞弊案，案件的“主犯”正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为了迎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清廷在三年一次的进士考试之外，额外增加了一次考试，也就是所谓的“恩科”。说来也巧，此次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是殷如璋，他与周福清是同年进士，而且私交甚好。为了让儿子周伯宜金榜题名，周福清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专门派家丁陶阿顺持着自己的名帖去给主考官殷如璋送信。哪知人算不如天算，恰巧主考官殷如璋正和副主考在舟中议事，殷如璋拿到后感觉信封颇厚，知道此中必有“内情”，于是便没有当场拆看。怎奈那陶阿顺乃是乡野村夫，不知人情世故，在外面左等右等见无回应，等得急了，便在船外大声嚷嚷，说收了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殷如璋为了避嫌，只好当场打开书信。根据当时浙江巡抚崧骏的奏折得知，信封中装了两张纸，一书凭票洋银一万元等语，一书考生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又周福清名片一纸，外年愚弟名帖一个。周福清的信就是告诉主考殷如璋，他的五个考生和他的儿子，卷面上的记号都是“宸衷茂育”四个字。

　　事发后，殷如璋当场将家丁陶阿顺下狱审问，并火速向光绪帝汇报。家丁很快就供出了周福清的名字。光绪帝对科举舞弊深恶痛绝，亲自批示：“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周福清就这么被革职下狱。紧接着，光绪皇帝又下一道谕旨：“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于是，周福清被判为斩监候，儿子周伯宜的秀才身份也被革去，从此再也无缘仕途。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六位督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近代学堂教育，清廷诏准，科举制寿终正寝。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文化的使命，由草创到完备、从鼎盛到衰退，既引发了唐太宗“天下英雄尽入吾榖中”的感叹，也诞生了许多投机钻营、皓首穷经只懂八股的腐儒，由此明代大儒顾炎武严厉批判，“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形式上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选拔出了出色的官员，间接维护了社会稳定。科举制就好像一条的缠绵的纽带，从创立到废除，维系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