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锐超：北魏《于神恩墓志》考释

　　北魏《于神恩墓志》，出土于河南洛阳。志石高54厘米，宽54厘米。文24行，满行24字。盖阙。首题“魏故宁朔将军南梁太守于府君墓志铭”。

　　该志图版与录文最早刊见于王河松、王国毓于2002年编印的《北魏墓志二十四品——洛阳民间收藏北魏墓志集粹》，后分别收于赵君平编《邙洛碑志三百种》(2004年）、李永强、余扶危主编《洛阳出土少数民族墓志汇编》(2011年）等书。王连龙《新见北朝墓志集释》（2013年）收录了该志图版，并作了录文和简要考释。但其研究尚有拓展和加深的余地，尚有观点值得商榷。谷国伟论文《北魏〈于神恩墓志〉》着重介绍了该志书法，对其内容仅略有涉及，且有明显的释读错误。

　　该墓志的刊刻时间为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记述了于氏源流及志主于神恩的仕历功业，涉及北魏后期一些重大史实，以及长孙稚、李宪等军政要员的行迹，一些内容可补正史之缺，特别是该墓志对于研究作为北族名门的于氏（万忸于氏）家族以至中古世族的命运沉浮及其动因，必将大有裨益。所以值得以专文加以解读和研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赐正。

　　首先依据图版校录志文如次：

　　“魏故宁朔将军南梁太守于府君墓志铭

　　“君讳神恩，河南洛阳人也。玄源远迈，素叶流芬，并瀚海以扬波，望燕山而等杰。至如缱绻丰沛之荣，蝉联羽仪之贵，锡土命官之祚，作合配天之徽，故以详之青史，备之丹策者矣。祖营州，英猛雄毅，威震隅夷。考常侍，酋赡恢雅，名播京洛。君诞膺丕绪，克纵天聪。博学多闻，温恭孝友。轻财重义，爱仁尚节。文武兼立，问望具昭。时之论者，皆以远大许之。弱冠释褐为散骑郎，转新城令，导民以德，不严而治。迁奉车都尉。翔缨紫禁，肃带云舆。远近仰其风流，朝廷悦其盛则。寿春重镇，控带三淮。望府元僚，佥曰攸属。乃出除宁远将军、扬州抚军府司马，带南梁太守。续用有诚，众誉元集。暨徐方跋扈，寇贼凭凌。元戎启行，妙诠首佐。乃为都督征东府长史，加宁朔将军。壮气风举，庙算云行。截彼东南，应机雾荡。鸿踪茂轨，克简帝心。方将尤翼冲霄，经赞皇极。而享年不永，春秋五十二，以魏之孝昌三年六月廿九日戌子卒于洛阳休龄里宅。以其年十一月庚申朔十四日癸酉窆于新城陵。敢缀芳尘，式昭不朽。其词曰：

　　郁郁高门，俄俄世禄。既从清庙，亦转朱毅。积庆以仁，降神维岳。笃生若士，温其如玉。芳猷内湛，淑问外扬。莅民奉上，正直公方。肃穆蕃采，炳蔚麾章。赫如夏日，懔若秋霜。过驹易穷，惊川不舍。遽背象阙，长归原野。体随丹壑，气凝松槚。载刊遗风，望焉泣下。

　　曾祖讳拔，散骑常侍、殿中尚书、使持节、征南大将军、都督并肆二州诸军事、并州刺史，零陵公。

　　祖讳知，使持节、左将军、营州刺史，东城侯。

　　父讳亮，散骑常侍、大宁太守、高车国使主，东城子。”

　　一、志主姓名籍贯、于氏源流及其先祖在北魏的荣耀

　　志主于神恩，“河南洛阳人也”，史籍无传。按志末“春秋五十二，以魏之孝昌三年（527年）六月廿九日戊子卒于洛阳休龄里宅”，则其生年为北魏孝文帝延兴六年（476年）。

　　由“玄源远迈，素叶流芬，并瀚海以扬波，望燕山而等杰”句，知于氏远祖起自北方，属于北族而非汉族。“瀚海”“燕山”，并为北族意象。隋《段威及妻刘妙容墓志》曰：“乃以公为突厥使。燕山瀚海之地，宣以华风。”东魏《闾伯升墓志》曰：“阴山峻极，瀚海滢淳。昌源不已，世载民英。”段威出使突厥，闾伯升乃柔然人。所以说，墓志的北族意象，点明了志主的北族出身，且对此出身并未讳言，这一点与许多伪托出身中原大族的北族墓志不同。而“河南洛阳人也”，说明其家族随孝文帝南迁后定居洛阳。于神恩生于北魏孝文帝延兴六年，彼时北魏尚都平城。

　　志主之于氏姓氏，当由胡姓“勿忸于氏”省改而来。《魏书▪官氏志》：“神元皇帝时，余部诸姓内人者……勿忸于氏，后改为于氏……凡此诸部，其渠长皆自统众。”据此，勿忸于氏为神元皇帝拓跋力微时既已从龙之北族部落姓氏。《官氏志》所载太和十九年诏将其列为“一同四姓”的“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的八姓（穆、陆、贺、刘、楼、于、嵇、尉）之一。《周书》《梁书》《新唐书》等史籍，将此姓氏记作“万纽于”。如《梁书?元帝纪》载：“乙巳，魏遣其柱国万纽于谨率大众来寇。”万纽于谨，即西魏北周重臣于谨。万纽于作为重要胡姓，周文帝在赐复胡姓时曾以此姓氏赐予汉族臣下。《周书▪唐瑾传》载：“文帝叹异者久之，更赐瑾姓万纽于氏。”

　　作为北族姓氏，由于记音差异，于氏除了记作“勿忸于”“万纽于”，也偶书作“文忸于”。如《申洪之墓铭?附记》：“先地主文忸于吴提、贺赖吐伏延、贺赖吐根、高梨高郁秃四人边买地廿顷，官绢百匹，从来廿一年。今洪之丧灵永安于此，故记之。”另外，北魏碑刻《南巡碑》《孝文帝吊比干墓碑》将其书作“万忸于”。

　　赵明诚《金石录校证》所收之《后周延寿公碑颂跋》引《于烈碑》云：“远祖之在幽州，世有部落。阴山之北，有山号万纽于者，公之奕叶居其原趾，遂以为姓。暨高祖孝文皇帝时，始赐姓为于氏焉。”这是于氏早期的未经重构的历史记忆和祖先溯源。姚薇元《北朝胡姓考》据《于烈碑》认为：“可知此族原居万忸于山，因山为部，复以部为氏也。”于氏远祖，原居幽州万纽于山，因山得姓。

　　于氏出身北族，甚至及至唐代，于氏仍不免被汉人士大夫视为“虏族”。《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宪宗纪》元和二年十二月丙寅条载：“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惮上英威，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宁公主妻之。翰林学士李绛谏曰：‘頔，虏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择高门美才。’”于頔是北周燕文公于谨的七世孙。

　　北魏时期北族于氏兴自于栗磾，大盛于孝文帝、宣武帝时的禁卫军领军将军于烈。于烈为于栗禅之孙，于洛拔之子，于神恩与之有共同祖先。

　　而《新唐书?宰相世系二下》所载于氏溯源则有另说，显示唐代与北朝的说法明显不同：“于氏出自姬姓。周武王第二子邘叔，子孙以国为氏，其后去‘邑’为于氏。其后自东海郯县随拓拔邻徙代，改为万纽于氏。后魏孝文时复为于氏。”这一说法，附会汉姓，体现出于氏后人在民族认同心理下的源流重构。陈鹏认为，隋唐时期，于谨家族曾做过重建谱系的工作。其将自家世系嫁接在北魏勋臣于栗磾家族世系之后，同时又建构出汉代东海于氏与北朝隋唐虏姓于氏间的亲缘传承。这一行为反映出于氏族人在隋唐时期文化环境变迁下的时代心理与祖源认同的变迁。

　　“缱绻丰沛之荣”，指于氏先祖率部落追随拓跋氏，效命疆场，成为北魏建国开基的佐命元勋。“蝉联羽仪之贵”，指于氏冠冕蝉联，世为重臣。“锡土命官之祚”，言其爵位世袭。“作合配天之徽”，指于氏女贵为皇后。《魏书▪外戚传下▪于劲传》载：“自（于）栗磾至劲，累世贵盛，一皇后，四赠公，三领军，二尚书令，三开国公。”一皇后，指宣武帝皇后于氏。《魏书▪宣武顺皇后于氏传》：“宣武顺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劲之女也。”墓志所记的这一点足以证明，于神恩家族出于于栗磾之族，与于劲世系相近。

　　综上，于氏家族正所谓“郁郁高门，俄俄世禄。既从清庙，亦转朱毂”。清庙，帝王宗庙，即太庙。《魏书》卷七下《高祖孝文帝纪》载：“甲辰，诏以功臣配飨太庙。”但具体所指未详。于氏配飨太庙者，史籍无载，可能指于氏的某位先祖，也有可能指宣武帝顺皇后于氏。朱毂，指帝、后所乘车子。“转朱毂”，或指于皇后贵为皇后之意。

　　二、于神恩曾祖、祖父、父亲

　　于神恩“曾祖讳拔，散骑常侍、殿中尚书、使持节、征南大将军、都督并肆二州诸军事、并州刺史，零陵公”。

　　于神恩曾祖父于拔与史籍所载之于洛拔是否为同一人。于洛拔，按北朝习惯，亦常省作“于拔”。如《于景墓志》于洛拔亦书作“于拔”：“祖拔，尚书令、新安公”，与《魏书▪于栗磾传附子洛拔传》所载之于洛拔的最高官职和爵位完全相同。史籍亦简称于洛拔为于拔。《魏书▪于栗磾传》：“史臣曰……拔任参内外，以著能名。”

　　王连龙先生认为史籍所载之于洛拔与本志之于拔“所仕职官多相符，名字又近”，但于拔与于洛拔爵位不合，“且于洛拔有于烈等六子，无名于知者，故于洛拔、于拔是否为一人，尚需考证”。王先生发现并提出问题后，因材料所限，将其暂时搁置。

　　事实上，于神恩“曾祖讳拔，散骑常侍、殿中尚书、使持节、征南大将军、都督并肆二州诸军事、并州刺史，零陵公”，与《魏书》所载于洛拔的历官虽有部分重合，但整体上差别较大。《魏书▪于栗磾传附子洛拔传》载“（于栗磾）子洛拔，袭爵（新安公）……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宁东将军、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以治有能名，进号安东将军。又为外都大官……转拜侍中、殿中尚书。迁尚书令，侍中如故。在朝祗肃，百僚惮之。太安四年（438年）卒，时年四十四。洛拔有六子”。“侍中”“尚书令”这两个职务是于洛拔的最后和最高职务，也是其曾经就任之实职。墓志中没有于拔出任侍中、尚书令这样高级官职的记载，说明于拔并未出任过这些中央职务。因为就墓志书写而言，不可能弃高就低，不书写其曾经就任的最高实职。

　　《魏书》中并无于氏出任并州刺史的记载，于神恩曾祖于拔的“使持节、征南大将军、都督并肆二州诸军事、并州刺史”这些显赫的官职或得之于赠官。墓志中也无于拔曾经出任“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的信息。而于洛拔之孙于景、曾孙于纂的墓志，均称于洛拔（于拔）为“新安公”“尚书令”或“尚书令”“新安公”。

　　故而，现有资料应足以认定，于神恩的曾祖父于拔与史籍所载之于洛拔并非一人。

　　“祖营州，英猛雄毅，威震隅夷”。结合文末所书“祖讳知，使持节、左将军、营州刺史，东城侯”，可知于神恩祖父名于知，曾官营州刺史。“威震隅夷”，说明其职是实职，非后赠。《魏书▪地形志上▪营州》云：“营州，治和龙城（今辽宁朝阳）。太延二年（436年）为镇，真君五年（444年）改置。永安末陷，天平初复。”营州是防御北方胡族的重要边镇，故有“威震隅夷”之说。于栗禅之子于洛拔也曾为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后官至侍中、尚书令。

　　“考常侍，酋赡恢雅，名播京洛。”志文末详书：“父讳亮，散骑常侍、大宁太守、高车国使主，东城子。”恢雅，指体度弘大而雅致。《魏书▪李孝伯传》：“孝伯体度恢雅，明达政事，朝野贵贱，咸推重之。”王连龙《新见北朝墓志集释》录文作“淡雅”，李永强、余扶危主编《洛阳出土少数民族墓志汇编》作“绻雅”，均误。“京洛”，指旧京平城与新京洛阳。说明于神恩之父于亮随孝文帝由平城南迁洛阳。《魏书?地形志》无载大宁郡，但于亮曾官大宁太守，证北魏曾有大宁郡之设。《水经注》卷十三“漯水”条下“大宁郡”：“又东南于大宁郡北，又注雁门水。”即此，属燕州。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七：“魏太和十六年祀舜于广宁时，以置大宁郡治焉。《水经注》魏燕州广宁郡治广宁县，即此。孝昌以后，郡县俱废，高齐改置长宁郡，在今怀来卫。”许鸿磐《方舆考证》卷一三《直隶六▪宣化府》“古迹”之“广宁故城”条：“若魏所置之大宁郡则在怀安之北，与此不同。”

　　史籍载有东城子于亮作为高车国使主赴高车报聘之事。于亮出使高车国，或与大宁地近高车因而于亮对高车有一定了解、具备相应的外交知识有关。《北史▪高车传》载：“先是，高昌王麹嘉表求内徙，宣武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见威军，怖而遁走。（高车主）弥俄突闻其离骇，追击大破之，杀（蠕蠕主）伏图于薄类海北，割其发，送于孟威。又遣使献龙马五匹，金、银、貂皮及诸方物。（宣武帝）诏东城子于亮报之，赐乐器一部、乐工八十人、赤十匹、杂彩六十匹。于亮为“高车国使主”，时当宣武帝在位（499▪515年）后期。志文中关于于亮曾为“高车国使主”的历史信息，足证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校勘思路和结果之确当：“诸本‘于’作‘干’，独殿本作‘于’。按《北史》卷九八作‘于’，殿本当即依《北史》改。此传本依《北史》补，今从殿本”。于亮的“东城子”爵位应袭自其父的“东城侯”，是按太和十六年的“例降”政策降一级而来。《魏书▪高祖孝文帝纪》：“（太和十有六年春正月）乙丑，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这次降爵范围包括皇室疏属、异姓有王、公、侯爵位者，普遍降爵一级。如《魏书▪崔玄伯传附衡子敞传》云“长子敞，字公世，袭爵，例降为侯”，其爵位由武陵公降为武陵侯。

　　三、于神恩之出仕及其仕历功业

　　1、出仕前时论对少年于神恩的评价。

　　“君诞膺丕绪，克纵天聪。博学多闻，温恭孝友。轻财重义，爱仁尚节。文武兼立，问望具昭。时之论者，皆以远大许之。”这是于神恩出仕前得到的评价。志文中的“温其如玉”“芳猷内湛，淑问外扬”，与此对应。“博学多闻，温恭孝友。轻财重义，爱仁尚节”，皆符合儒家文化标准，说明于神恩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汉化士人。“文武兼立”，是北朝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融合在于神恩身上的体现，也是其成年后担任朝官、地方官和军政官府幕僚的伏笔。

　　2、起家散骑郎，担任一任县令，回朝任奉车都尉。

　　于神恩二十岁出仕，起家官为“散骑郎”。《魏书▪官氏志》：“天赐二年（405年），置散骑郎、猎郎、诸省令史、省事、典签等。”但前后《职员令》无载。

　　男子二十岁称“弱冠”，志主生年为476年，则其弱冠之年为495年（当太和十九年）。后由散骑郎转任新城令。此时北魏已经迁都洛阳。新城，具体所指不详。北魏汾州、南汾州、青州等州都有新城县。《魏书?于栗磾传》载：（于栗磾）“转镇远将军，河内镇将，赐爵新城男。”其陵墓亦曰新城陵。“导民以德，不严而治”，说明于神恩在地方上以儒家文化为标准治民理政。后到朝廷任职，成为皇帝近侍。“奉车都尉”，是掌管御乘舆车的官员。《魏书▪恩幸传▪赵邕传》：“世宗每出入郊庙，（赵）修恒以常侍、侍中陪乘，而（赵）邕兼奉车都尉，执辔同载。”《魏书▪礼志四》：“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车都尉御。”“执辔”“御（车马）”是奉车都尉的职责，所以志文说“翔缨紫禁，肃带云舆”。不过，当时的奉车都尉与前世相比地位下降，渐为冗官。《魏书▪官氏志》：“（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九月诏曰：‘五校昔统营，位次于列卿，奉车都尉禁侍美官，显加通贵。世移时变，遂为冗职。既典名犹昔，宜有定员……奉车都尉二十人……’”

　　奉车都尉在前《职员令》列为从第四品上，后《职员令》列为从第五品上阶。

　　3、两任军府幕僚，一任郡守。

　　于神恩一生中最显赫的仕历与功业，应为其曾两任军府幕僚，分别为扬州抚军府司马和征徐州都督东府长史；一任郡守，即南梁太守。墓志的这段内容，涉及宣武帝初年政局、宣武帝时期的军事统帅及其僚属的任用、北魏取得寿春（今安徽寿县）之初的淮南局势等重要信息。

　　“寿春重镇，控带三淮。”寿春地处淮水南岸，是扬州州治和淮南府治所在，居于南北交通要冲，为江淮军事重镇和南北朝争夺的前沿阵地。《南齐书▪州郡志上▪豫州条》载：“寿春，淮南一都之会，地方千余里，有陂田之饶，汉、魏以来扬州刺史所治，北拒淮水，《禹贡》云‘淮海惟扬州’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南直三》载：“（寿）州控扼淮颍，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自魏晋用兵，与江东争雄长，未尝不先事寿春。及晋迁江左，而寿春之势益重……南北朝时，寿春皆为重镇。”《晋书?食货志》亦云：“寿春一方之会……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藩镇。”以上记载均可见南北朝时寿春战略地位之重要。景明元年（500年），南齐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降魏。北魏先后派出多位重臣镇守寿春，与南朝梁在寿春一带展开拉锯战。

　　“三淮”一词，应指淮南而言，对应汉淮南三王之地。《庾子山集注》之《将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诗“虽同燕市泣，犹听赵津歌”句下引刘向《列女传》曰：“妾父闻主君来渡不测之水，恐风波之起，水神动骇，故祷祀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备礼，御釐受福，不胜巫祝杯酌余沥，醉至于此。”《旧唐书▪狄仁杰传》载狄仁杰反对武则天造浮屠大像，上疏使其作罢，奏疏有云：“往在江表，像法盛兴，梁武、简文，舍施无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祸；缁衣蔽路，岂有勤王之师!”可见南朝梁亦称此地为“三淮”。

　　“望府元僚，佥曰攸属。乃出除宁远将军、扬州抚军府司马，带南梁太守。续用有诚，众誉元集。”“望府”，此指“扬州抚军府”，即扬州刺史、抚军将军的开府。“元僚”，指“扬州抚军府司马”。于神恩此时的府主应是扬州刺史、抚军大将军长孙稚。《魏书▪长孙稚传》：“出为抚军大将军，领扬州刺史，假镇南大将军，都督淮南诸军事。”

　　北魏景明元年（500年）取得寿春后，先后有多位重臣任扬州刺史，镇守寿春。分别有彭城王元勰、王肃、任城王元澄、薛真度、高平侯元嵩、章武王元融、李崇、建忠伯元志、长孙稚、李宪等。长孙稚的任职时间约在正光二年至孝昌元年（521?525年）。《魏书▪长孙稚传》：“世宗时，侯刚子渊，稚之女婿。刚为元叉所厚，故稚骤得转进。出为抚军大将军，领扬州刺史，假镇南大将军，都督淮南诸军事。”“初，稚既总强兵，久不决战，议者疑有异图。朝廷重遣河间王琛及临淮王彧、尚书李宪等三都督，外声助稚，内实防之。”“佥曰攸属”，犹言众望所归。据《魏书▪官氏志》之后《职员令》，“诸将军加大者”，第二品。“扬州抚军府司马”作为“第二品将军司马”，应为从第四品上阶。于神恩的军号是“宁远将军”，其品级为后《职员令》列为第五品上阶。“出”，外放。相对于其在朝而言。“带”，有兼任之意。

　　王连龙先生在考释《于神恩墓志》时详论南梁州之设，并言“其中，南梁太守、征东府长史略可言之。按，《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云：‘南梁州，郡县缺’”。笔者认为于神恩所任南梁太守所在之南梁，即南梁郡，原属南朝之豫州，《永元元年地志》载南梁郡领睢阳、新汲、陈、蒙、崇义五县。萧梁时南梁郡曾属谯州，魏因之，领慎、梁、蒙、谯四县，其与北魏以獠人之地隆成镇所改、地近梁州和巴州之南梁州无涉。于神恩作为宁远将军、扬州抚军府司马，带南梁太守，顺理成章。《魏书?崔挺传附从父弟瑜之传》：“后为扬州平东府长史，带南梁太守。”亦可佐证此说。

　　“续用有诚，众誉元集”和志文中“莅民奉上，正直公方。肃穆蕃采，炳蔚麾章。赫如夏日，懔若秋霜”等语，是对于神恩任职地方官和幕僚等履历的概括与高度评价。“续用”，是接着任用、连续任用之意，表明长孙稚本希望于神恩继续留在身边。

　　“暨徐方跋扈，寇贼凭凌”。“徐方跋扈”，指孝明帝孝昌初（525年），元法僧据徐州反叛，并引南朝梁为援。“寇贼”分指南朝梁与元法僧。“孝昌元年，法僧杀行台高谅，反于彭城，自称尊号，号年天启。大军致讨，法僧携诸子，拥掠城内及文武，南奔萧衍。”“衍寻遣其豫章王综镇徐州，征略与法僧同还。”

　　“元戎启行，妙诠首佐。乃为都督征东府长史，加宁朔将军”。“元戎”，指李宪。“都督征东府长史”，指徐州都督、征东将军府长史。宁朔将军，从第四品下阶。《魏书▪李顺传附式子宪传》：“诏（李）宪为使持节、假镇东将军、徐州都督，与安丰王延明、临淮王彧等讨之。会萧衍遣其豫章王综据彭城，俄而综降。徐州既平，诏遣兼黄门侍郎常景诣军慰劳，赐宪骅马一匹，仍除征东将军、扬州刺史、淮南大都督。”而《李宪墓志》记李宪时为“征东将军、东讨都督”，与《魏书▪李宪传》之“假镇东将军”不同。但《李宪墓志》与《于神思墓志》相合，当以两墓志为是。二志结合，可证《魏书》之误。《李宪墓志》对其顺利收复彭城和转任扬州刺史记载甚详：“转镇东将军。于时长蛇荐食，凭陵南鄙，孤亭远戍，所在到县。徐州刺史元法僧窃邑与贿，策名境外。朝廷乃眷东顾，日昃忘飡，以公为征东将军、东讨都督。清济河如拾遗，举彭沛于覆手。皆奇闻并立，声实俱行。所以役未踰时而功不世出。寻除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征东将军、扬州刺史、淮南大都督.”

　　李宪接替的是长孙稚的扬州刺史一职。于神恩在长孙稚卸任扬州刺史、府解之后，并未随其前往雍州，而是又加入了李宪的幕府，追随其出征彭城。《于神恩墓志》突出了于神恩作为李宪首要幕僚的筹划之功：“壮气风举，庙算云行。截彼东南，应机雾荡。鸿踪茂轨，克简帝心。”与《李宪墓志》可相互印证。

　　但王连龙先生认为，“神恩又曾仕都督征东府长史，此长史当为广陵王羽开府幕僚”，“按，《魏书》卷七下《孝文帝纪》载，‘（太和十九年）十有二月乙未朔……以特进、广陵王羽为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此次南伐，为孝文帝第一次南伐，至次年三月班师”。此说误，因两者的时间与军号等均不合。征东府长史与孝文帝及广陵王羽无涉。志文明言“元戎启行”，统帅是李宪而非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正当于神恩的弱冠之年，此时于神恩刚刚“释褐为散骑郎”。另外，于神恩幕职的全称是“都督征东府长史”，正与李宪的徐州都督、征东将军的职务和军号相合。

　　4、彭城之役获胜后于神恩或返归洛阳。

　　彭城之役获胜后，李宪任“征东将军、扬州刺史、淮南大都督”镇寿春。于神恩作为其主要幕僚，是否随李宪前往寿春，志文未载，如随李宪前往寿春，仍为长史，应称“扬州都督征东府长史”。

　　随着叛乱烽火在北魏全境蔓延，孤悬于外的淮南形势也急转直下。寿春被围困两年之后，在北魏朝廷忙于扫平内乱、无力救援的情况下，李宪子李长钧兵败被俘，于神恩的原府主李宪只得向梁将元树、陈庆之献城而降。李宪曾有一段时间身陷于梁，后被梁武帝放归洛阳。

　　如果于神恩一直充任李宪的主要幕僚，当时也应在归降之列，而李宪被梁武帝释归，作为幕僚的于神恩恐怕享受不到这种待遇。故而于神恩应在彭城之役获胜后，即返归洛阳，没有参与寿春的艰难守城，才能解释得通。

　　李宪在遭遇了重大失败和连续变故后，终被灵太后以其女婿反叛为由赐死。

　　四、去世

　　“方将亢翼冲霄，经赞皇极。而享年不永，春秋五十二，以魏之孝昌三年（527年）六月廿九日戊子卒于洛阳休龄里宅。以其年十一月庚申朔十四癸酉窆于新城陵”。于神恩的去世，早于李宪女婿元鉴反叛及李宪因此被赐死的时间，其死应与之无关。但于神恩死后，未有追赠等哀荣，颇不寻常。孝昌三年，北魏叛乱纷起，属多难之秋，政治形势波诡云谲，稍有闪失，即会有殒身灭族之祸。大臣陷网罟，罹祸难，所在多有。于神恩“遽背象阙，长归原野”，或并非病逝。“象阙”，亦称象魏，原指宫门外的一对高建筑，为悬示教令之处。这里借指宫室，朝廷。“洛阳休龄里”，在传世文献及其他墓志中迄为仅见，为已知洛阳里坊名称再增一例。

　　于神恩个人的成长行事和仕历功业，寓于北魏中后期政治军事格局的深刻变化和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北族名门，于神恩历任郡县长官、皇帝近侍，以及南北朝接壤重镇的军政官府主要幕僚，积极参与了北魏末年的军事政治斗争，其际遇遭逢，可以视为汉化鲜卑贵族在战乱时期命运浮沉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