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俗文化在现代生活有前景吗？

　　民俗文化在当代都市生活的前景，初步梳理一下，大致有五个方面：

　　1、中国传统民俗的内核不会变

　　传统民俗的内核就是其总体追求和内涵，是和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相关连的，是和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精神相和谐的。诸如：祈福祝福，讲究仪礼，平等友爱，重信明智，安土乐生，求吉求利，求善求康，这些最基本的中国传统民俗的向往，将会长期存在。虽然民俗事项发生局部变异与整体变异，内容变异和形式变异，数量变异和质量变异都可能出现，但其根本性的价值观念和指向是不会“突变”的，因为人人追求美好、追求理想的思维模式已经成为定势。

　　我们所熟知的神话，基本上随着人类文明的成熟不再产生了，但并不等于说神话思维、神话心理也一同消亡，而是以另外的形态和方式延续下来。现在有的作家对传统的神话传说进行“翻新”，所谓“重写神话”也是对逝去岁月的追寻。这种状况不仅是“形在”，更是“神在”。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争议不断，甚至引发高层关注的年节问题。中央文明办曾下达一个关于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课题，并由中国民俗学会承担。中国民俗学会与北京民俗博物馆还共同主办“民族国家的日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进行中外合作的深入探讨。如对春节的担忧，一种是淡化，一种是异化。所谓“淡化”，就是年味越来越淡了，其实是用新的内容、新的方式承载着原有的民俗内核。

　　所谓“异化”，就是象有的人所主张的走向全民族的“狂欢节”。不过，春节要变成全民性的“狂欢节”并非易事，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现实。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有狂欢节，它是全民族的活动，是给所有人提供一个“抬腿就跳，张嘴就唱，快乐可以传染，情绪得以宣泄”的场合，是对平常生活状态的反向运动。狂欢节的嫁接需要文化的链接，要有相近的文化支持和文化认知。中国人向来讲究含蓄、深沉，所谓“温柔敦厚”、“宠辱不惊”、“发乎情，止乎礼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要求人们时刻保持内心平静，行动表现应有克制。看来，中国春节和外国狂欢节在表象和旨趣都存在不少差异，很难短期内磨合与接轨。

　　2、民俗变异的速度加快甚至泛化

　　当代民俗变异的速度加快，而其相对稳定性的特征正在减弱。象在服饰文化中，20世纪80年代流行过喇叭裤，后来又有五分裤、七分裤、九分裤，但流行时间都很短。原来最为稳定的方言，也逐渐开始退出或缩小原有的领地。如原来纯正的上海话现已变味变调，融入许多地方方言，加入普通话的成分，大大冲淡了上海话里原本以江浙方言所组成的语言因素。

　　不过，民俗变异的这种加速度，并非是民俗的销减，同样是民俗嬗变的机遇。因为：时尚是可以演变为民俗的。如20世纪初叶，西装和旗袍是时尚的服装，而现在变成日常生活中普遍可以穿着的服装。民俗也可以变为时尚。戒指原是男女婚嫁的凭证，现在成为一般的时尚用品。沐浴是传统的民俗，现在也时尚化了，有了冲浪沐浴、森林沐浴。有时候，时尚与民俗真是难解难分。象年轻女性穿肚兜，成为都市的一道风景线。而肚兜原本是江南农家妇女夏天劳动的衣着，后成为江南妇女消夏的衣着。那么，肚兜到底是时尚还是民俗?这只能作具体分析。时尚能够长久流行并积淀下来的，会变成新的民俗；而流行一段时间后就消失的，就只能是一种时髦。

　　在民俗未来变异的进程中，还有循环和泛化两种情况。所谓“循环”，就是旧的民俗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或消失后，又以原有的或变异的面目重新出现。如染甲是中国传统民俗，后来几乎绝迹，现在的美甲习惯就来源于传统的染指甲的良俗。又如佩玉，在原始社会就有佩玉的风俗，现在，佩玉之风重又盛兴，这是一种轮回。所谓“泛化”，是指民俗无所不在，把它引伸到一切领域内。象家常菜、农家菜成为新宠，甚至进入高档的宴席。又如：建筑方面，中国民居往往强调依山傍水而建。城市区内一般不会有山，如今现代房地产开发强调亲水观念，是中国民俗的泛化，是勘舆文化的延伸。

　　3、都市民俗实用功能进一步扩大

　　民俗文化除了生产、生活的层面外，还有精神的、文学艺术的、语言的多个层面。如今，都市使多种类型的民俗进一步走向实用性。象有的新兴节日，如桂花节、风筝节、食品节、艺术节，还与民俗有一定的关联度；那么，空调节、科技节、百货节等，没有实质的民俗内容。演出时区分角色的京剧脸谱本，原为民间吉祥物的“中国结”，寺庙的撞钟，这些如今都成为了商品。灶王爷是民间信神，现在精明的商家也盯上了他，南昌市“灶王爷”大酒店红红火火。

　　圣诞节是西方人的宗教节日，在中国许多地方已经世俗化了，圣诞时在一起吃圣诞大餐、跳舞、唱圣诞歌。大酒店举行的圣诞活动，大商店出售的节日商品，并非出于其宗教信仰，而是一次可贵的商机。在这种实用性氛围的鼓噪下，有一些民俗事项被风马牛不相及地进行了改造。最有代表性的，可以说是打造“中国的情人节”。中国原没有情人节的概念，但在商业推动和本土文化推崇的双重作用下，人们正在将传统的七夕节作为与西方情人节相似的节日。其实，中国的七夕节与西方的情人节完全不同。“牛郎织女”的传说故事本是一出悲酸的爱情故事，与现代浪漫并不沾边。

　　传统的七夕节又在各地有不同的活动：如晚上陈列瓜果，拜祭月亮；妇女在月光下穿针，以应乞巧名目；有的将新嫁闺女接回娘家，怕王母娘娘拆散新婚夫妇；还有的祭七姐神，月下盟结七姐妹；体弱多病的孩子，也常在此日将红头绳结七个结，戴在脖子上，祈求健康吉祥。而中国情人节活动，给心爱的人送花或与其共进晚餐等都与这些无缘。

　　4、伪民俗的出现并影响着真民俗

　　所谓“伪民俗”，是指并非民俗，却又以民俗的伪装出现。早在1999年，著名作家王蒙就发表文章直言《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表现的“挂灯”表示“驾幸”，“捶脚”增进性欲等情节，全都是杜撰，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风俗。我也曾在1991年写的《文艺民俗学引论》中指出《红高梁》中的“颠轿”不是民俗原型。

　　不过，由于张艺谋的影响力，“颠轿”这一形式已进入大众的接受范畴，许多景点有“颠轿”项目。又如：过去在上海大街小巷听到磨刀剪小贩的吆喝声，一般是苏北口音，其吆喝声都为“削刀——磨剪刀！”而现在的吆喝声却成了带普通话韵味的：“磨剪刀来——镪菜刀！”这显然不是原汁原味的民俗，而是学京剧《红灯记》的吆喝声。又比如有的旅游文化景点是根据文学创作所建的，一些景点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也是新的创作而非传统的口头流传。

　　最有代表的是云南石林的阿诗玛，还有广西的刘三姐，都是文学创作的人物形象。对于民俗中的真假问题，著名民俗学家徐华龙先生曾有精辟分析：“这里所说的真假，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褒贬之分（除了故意、凭空制造出假的东西来骗人，并且引起了不好社会效果之外）。假的泛民俗有可能产生好的社会效果，真的传统民俗也会带来坏的社会效果。”应该指出的是：泛民俗的东西和传统民俗的东西应该加以区别，这种意见很有见地。不过有些“伪民俗”经过时间的检验，历史的打磨，大众的首肯，也许能够流传下去，就会转化为真的民俗。

　　5、民俗文化保护任务艰巨并将长期存在

　　民俗文化植根在大众的土壤里，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保护民俗又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国家已经把每年的6月份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国家首批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我省有19项；江西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62项。这些遗产，相当部分属于民俗文化的范畴。我省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但任务依然艰巨。

　　民俗文化保护，有三种层面：一是已经进入博物馆的民俗文化，是已经消失和即将消失的文化。象鄂伦春的狩猎习俗，随着动物保护法规的实行，村寨的迁移，这种习俗基本上已经消失，只能在博物馆里展示。而一些古代生活、生产的各种民俗器物和民俗技术，除了少数依然在使用，或是特色状态下的使用，大多已脱离现实生活。

　　二是进入保护性工程的民俗，也是正在面临消失危险的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原则之一，就是首先抢救那些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特别是技艺性的，往往随着传承人的离去而艺绝。所以，现在把传承人的保护视为重要环节，正在采取措施抢救他们身怀的绝技。三是依然活跃在现实生活中的民俗，也有一个需要保护的问题。这就是不被污染，不被偷樑换柱，在承认正常变异中把民俗文化的根留住。

　　在民俗文化保护中，要注意保护名义下的破坏。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旧居、旧街、旧城区的保存与改造方面，毫不留情地拆除旧的房子和街道，另一方面又大兴土木重新仿造旧的街景。这种保护与破坏的矛盾，将长期处于博弈之中。

　　我们的意愿是：让每一个人都能顺应时代潮流，又能在民俗文化的大海中自由遨游，获得生活的乐趣和提升生命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