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在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之后,开始出现了全国大统一和文化繁荣景象,但隋朝的国运不长。唐代继隋朝之后,在文化上有很多开拓和创新,如完成自汉以来的儒家经学的总结,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推行以科举考试取士的选士制度等,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重视教育的风气形成,一批又一批的庶族地主通过教育和科举的途径登上了政治舞台,出现了“读书做官热”。
宋代沿袭隋唐的科举取士制度,而且特别注重文化与教育,由此在整个社会自皇室宗亲贵族阶级至官僚阶层和广大平民之家,都把家庭教育作为政治活动和家庭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概括说来,唐宋时期的家教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从皇家的家教来看,开始形成独立而完整的学校体系。如隋代最早在东宫设置“门下坊”和“典书坊”。门下坊设左庶子、内舍人和录事诸官,典书坊也设庶子、舍人、洗马诸官,这些官员主要从事皇太子的文化与道德教育。唐代除三公三少外,还设有太子宾客,并设置詹事府统管东宫政教,詹事府内设左右谕德官专门讽谕规谏皇太子。
唐代将隋代的门下坊改为左春坊,典书坊改为右春坊,在贞观年间又专为皇太子设置崇文馆,设学士官,并建有东宫图书馆,所藏大量图书为“秘书”,专供皇室子弟教育使用。
宋代为了加强皇太子的教育,增设詹事讲读官、太子侍读、太子侍讲官等,并设置资善堂为皇太子及其他诸王子的肄业之所。资善堂的教官有翊善、赞读、直讲、说书等。南宋初还在东宫门内建有书院,因为书院是民间兴起的文教机构,不能体现皇家教育的特殊性,所以后来又弃书院之名改为“学新堂”。
其次,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刺激了广大庶族地主阶层和少数平民之家的读书兴趣,使得家庭教育越来越与科举考试紧密结合在一起,“望子成龙”成为家庭教育的动机和目的。在一利益,于是延师教子的风气常盛不衰。一些富家大户人家,也纷纷兴办“家塾”,或者联合数家或一族,建立私塾性质的学校,延聘当地或外地的名师任教。这样,家庭教育也日益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以至出现了家庭教育学校化的倾向。
此外,唐宋时期的家教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封建纲常的礼教在家庭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礼教,在汉代就以三纲五常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出现,并贯彻在各类学校教育中。
唐代以后,特别是宋代理学家把“礼”解释为与“人欲”对立的“天理”以后,礼教不仅有了成套的理论和实践要求,而且随着家庭教育的学校化,日渐渗透到家庭教育的实际活动中。在唐代和宋代,《家范》、《家规》、《治家格言》之类的礼教内容,开始丰富和完善起来,它对于封建社会后期家风的形成也很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