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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门城楼资料图片
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古代建筑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而发展，由最初简单的抵御防护功能扩展为承载多种社会功能，富有多样文化内涵，构成了中国意味悠长的建筑文化。我们的先民把数的元素外化融入到建筑之中，不仅使建筑中的数和天象、天文、阴阳、时令、地理、地利等融为一体，也借助于建筑中数的意象来表达审美、和谐、平衡、吉祥、美满和等阶的价值追求。
《周易·系辞传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一思想在中国古建筑尤其是宫殿建筑中被普遍运用，北京故宫分前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前朝是皇帝上朝、议事也就是办公的地方，主要是男性活动的场所；内廷是皇帝和嫔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主要是女性活动的场所，这正应验了天地阴阳、乾坤相合的理念。
易学还创立了“阳奇阴偶”的数字奇偶观念，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并且特以九、六为阴阳的代表，规定奇数对应天，属于阳性，象征吉祥、幸福、和谐与美满；偶数对应地，属于阴性，有阴冷和不祥的意义。中国古代有“九重天”之说，建筑构造“九”数的重复出现，意在暗合寰宇之“九重”。拿北京天坛来说，它分上、中、下三层，第一层径九丈，取“一九”之意；第二层径十五丈，取“三五”之意；第三层径二十一丈，取“三七”之意。此外，天坛的高度、坛面石块、栏板数目均采用了一、三、五、七的阳数，暗合“太极”和“九重天”。
整个北京故宫建筑同样从数的角度体现了阴阳相合、天地对应、龙凤呈祥的意蕴。故宫前朝的主要建筑物也是故宫的中心所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分别立于汉白玉雕琢的三重台阶之上，太和殿九开间、进深五间，七十二巨柱都是九或九的倍数或奇数。故宫内廷以乾清门一线为界，以位于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东西两侧为东六宫、西六宫，大多用了偶数当中较好的数字“六”。内廷多用偶数，有两宫六寝，体现了下方、后方、偶数、负数为阴的民间信仰；而外朝主殿布局采用奇数，成为五门、三朝之制，正表达了中国传统以上方、前方、奇数、正数为阳的意蕴。
中国传统社会常常借用数字来表达某种美好的愿望。普通百姓喜欢偶数中的“六”，之所以如此，是他们认为上下四方为“六合六运”之数，最为圆满吉庆，因而借助与上下四方即天地相合的建筑数字用以满足天地护佑、和谐共生、祈福求祥的期盼。作为山西省祁县民居建筑的代表，乔家大院就是由六个院落组成的，其目的是祈求乔氏家族六六大顺。
阴阳学家提出了“天圆地方”学说，认为大地的格局是四边形，而“四”这个数字又被赋予“边界”“界限”的意味。进入乔家大院的大门，一条八十米长的石铺笔直的甬道，以“八”数定长度以求“四平八稳”，不仅与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相契合，也暗含着四通八达、和谐圆满之意。北京四合院中的“四”为“四方”，象征“地方”；“合”为“闭合”，象征“天圆”。这一由“四”所表征的建筑符号呈现出有方有圆、有阴有阳的直观意义，却无不暗含着阴阳和谐、天地合一之意。可以想见，北京四合院正是借助于“四”这个数字的形象所指，表达了祈求圆满的美好愿望。北京天坛作为大型的祭祀场所，其作用是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其建筑构成上的数字都暗合一年四季、日月星辰的数目，以求得实现与天地和谐、得天地护佑的愿望。
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社会，建筑这种有形的载体还被赋予了等级性。《易经·乾卦第一》中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是帝王化身，故九、五为帝王之数，即人们常说的“九五之尊”。“九”是奇数中最大的数，代表皇帝的权威；“五”不仅来源于“五行”，也位于奇数正中，代表皇帝坐镇中央，因而九、五代表皇权至高无上，从而导致中国封建宫廷建筑往往运用九与五两个数字加以显示。天安门城楼正面宽九间，门上装有九路门钉，即纵横各九排，又呈“九”的倍数，故宫房间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暗含“九五”至尊的意思；太和殿巨柱高擎屋顶，为故宫中最重要的宫殿，其建筑构件之数量多取象征阳性的奇数，尤其力求九或九的倍数，力图用数的意象象征并宣扬等级性。
北京天坛之圜丘作为祭天的场所，其几何尺寸更是严格采用九数。圜丘中央砌一圆形石板，称“太极石”。此石四周砌九块扇形石板，构成第一重；第二重砌十八块，第三重砌二十七块……，直到第九重为八十一块，都为九的倍数，目的是在不断重复强调“九”数的意义。天坛祈年殿从台明到宝顶全高为31.78米，合清代营造尺寸九丈九尺九寸。进一步扩展开来看，北京城中轴线从永定门、太和殿、钟楼、鼓楼依次为九里、五里、一里，共十五里长。传说我国上古行政区域有九个，是为“九州”，因此现在也有用“九州”代表中国。这些数字在建筑中的运用，正体现了我国古建筑文化的价值追求。
中国自三代社会，建筑就在类型、尺寸、数量和色彩等方面体现出“礼”的要求。无论是中国传统单体建筑还是组群建筑，其空间形态和规格常用数字做出等级划分。《礼记》规定“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于是建筑的台阶高低也成了等级制度的载体。中国古建筑的等级制突出地表现在间架数字化追求上，唐代《营缮令》规定：“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四、五品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六、七品以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可见，不同品级的官员能拥有的“间”“架”数量有着严格的区分。
（作者：李玲系山东社科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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