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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写字成了件了不起的事情，若起古人于地下，他们一定会感到大惑不解。在我们身边，但凡能写两笔的都被尊称为书法家，他们不停办展览，出集子，有一些就这样成了名人。于是身边就有许多人都拼了命学写字，各行各业的，包括一些现任官员，都希望捞一顶书法家的帽子戴戴，仿佛会写字就是有文化了。
要说过去，专门写字画画，地位并不高。借此糊口，更是难以启齿。所以，在中国古代，从未出现过扎堆抢着成家的局面。熹平年间，汉灵帝立鸿都门学，招揽能辞赋鸟篆的艺人，待以不次之位，立即遭到群儒的反对。至今，我们仍记得那位言辞激进的蔡邕，却没有人关心当时那些擅长鸟篆的姓甚名谁。虽然没有一件碑刻可以确认是蔡邕留下的，但唐代的笔法谱系却一直追溯到他。他无意当书家，却不小心进入了书史，其地位不是写字儿的人可以想见的。又如颜之推虽在《家训》中诫子弟勿学书，免得为人所役，不过他懂得字之可贵，是因为其中有人在，所谓“尺牍书疏，千里面目”，并不仅仅看上去悦目而已。唐人讲求书学，但也强调“先文而后墨”。可见，书法从来不被当作纯粹的形式来看待，它还和伦理、文字、文学等密切相关，所谓舞文弄墨，不能文，墨便没有价值。到了宋代，这个规定就更为严厉，不学无术的人，哪怕每天临《兰亭》一过，在苏东坡他们看来，都俗不可耐。雅俗的区别端在其人品性如何、学识如何，而一旦染了俗气，则谁都开不出药方。也就是说，字的好坏，并不单纯取决于形式，而取决于形式背后的那个人。这一宋代建立的书以人传的传统，影响深远。黄道周曾经说，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为关心。又说自己素不喜此业，只谓钓弋余能。如果你了解黄的生平，就会相信那是他的肺腑之言。他曾经为王羲之鸣不平，认为王的品格在王导、谢安之间，因为雅好临池，声实俱掩。我们今天仰慕黄的书法，一定是他觉得最不幸的事。
清代的碑学，往往被认为更加形式化，然而形式感最强的“扬州八怪”的字，在后来的评价中并不高。事实上，清代碑学虽然在取法的范围与方式上与传统帖学有很大差异，审美趣味也大不相同，但与学术的关系更为紧密。但凡了解六书原理，了解名物制度，了解历史文献的，大多不敢将篆隶书随意变形，读书先识字，在古人看来，满纸错讹字，越妖冶越是堕入恶道。乾嘉学者的字，大概可以用“规矩”来形容，虽然看上去没有惊人之处，却大多耐看，从中可以见得品行与学问的光芒。比如阮元的信札，熟练、率意而自信，所有的趣味都在不经意间灵光一闪，不像今天的展览体，连飞白都要事先设计好。自然还是做作，一旦分清楚了，也就摸到欣赏书法的门道了。
如此说来，字的好处，大多不是出于经营，而关乎长期书写所形成的手感。在古人看来，写字再寻常不过，就是熟能生巧。今天令我们把玩不置的信札，当时很少有人将之当作艺术来对待，而这恰恰是书法最迷人之处。它不是纯粹的形式狂欢，而是不同的手感所传递着不同人的信息。你可以不认识他，却能从中揣摩他的性格、他的志趣、他的高明，甚至他的调皮。看时人的展览，我们很少再能体会那种揣摩的乐趣。字的没趣，根本在于人的寡味与无聊。我每每看到那些拉开架势作写字状的人，就特别反胃，他们连最起码的自信都没有，要靠别的花招来吓唬外行。而当写字成为一个专门的行当时，这样的吓唬手段只会越来越多。好在中国人多，总有一群又一群人围在“大师”身边。我常为那些一脸崇拜感到难过，如果没有学会独立思考，就算王羲之来教你，你也不成。我也曾和朋友开玩笑，判断一个人书法行不行，你只要听他说的话，是不是比你有见识，或者，你看看他写字之外还会些什么，如果除了展览、获奖、学历或是书协名衔之外，啥都没有的话，你基本可以看轻他。
写字本身并不复杂，拿起毛笔，只要识字的都能写。我们说一个人写得好，是说他有驱遣毛笔的高度技巧，就像有人溜冰会摔跤，有人则潇洒自如，随心所欲。但写字也不是越潇洒越好，孙过庭说“能速不速，是谓淹留”，淹留既可能是技术上的要求，也可能是美学甚至伦理上的要求。含蓄最难，有十分，不经意间只展露两三分，读者就会想，这个人另外七八分是什么样子，于是就有了想象的快乐。今天写字儿的，猛人太多，不搅翻池水，生怕别人说他不够性情，于是蛮横粗陋，忽伸忽缩，那种一惊一乍，常让我想起项穆嘲笑当日南路体的一段话来：“瞽目丐人，烂手折足；绳穿老幼，恶状丑态；齐唱俚词，游行村市。”又有一种人，常常作势要展现技巧，说临帖能够如灯取影，惹得一干看客大呼小叫，以为“二王”再世。其实不过描头画角的小伎，如优孟之效孙叔敖，不仅神情悬隔，于古人佳处亦且心昏手迷。如果你不能用正常人的速度写出如灯取影，最好不要瞎吹牛。
因为学写字的人多，大学里的书法本科也应运而生，甚至还出现了以写字为主要课程的博士教育，培养出一堆博士书法家。然而，当写字从整个历史文化的脉络中被剥离出来，成为一个专门训练的技巧，其最大的危机就是书写的形式化，而书法恰恰不纯粹靠形式来餍足人心。事实上，四年青春期，整天与笔墨为伍是一种摧残，那种不明就里的反复劳作，很容易将学生训练成文字匠人，虽然他们的手艺未必如一个木匠来得皮实。若不是因为与文化的关系，写大字凭什么就比当木匠更有优越感？一个合格而负责任的老师，首先要做的，不是向学生描述当书法家的美好前景，尤其不能以自己能卖几张字为例，而是要向他们讲述先文而后墨的道理，趁着年轻多读点书，学会思考，即使学书不成，还能干别的。如果学得一身憎恨读书的习气，纵使有几分写字才能，终究泯然众人。过去三十年，我眼睁睁看着那么多有才华的人一个又一个堕落下去，没有学识与格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全是白搭。
最没格调的，当然是存在感越来越成问题的协会。这个协会除了基本的官员架构，还设立了各种极不专业的专业委员会，看起来人满为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协会掌握着谁是书法家、谁是好书法家的授予权。这个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组织，早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如今剩下的，只有排坐坐吃果果的直白企图。说今天书法界乱象一片的，大多是在组织里有位置的，他们不希望出现任何变化，不希望既得利益被新来的人挑战与瓜分。在过去，要想挑战还真难，他们有组织、有展览、有媒体，大家都得挤上这座独木桥。但今天的自媒体平台，让人们有了更多展示、宣传与推销自己的渠道，书法的社群及其消费对象也在迅速细分，比如走画廊圈的、接近时尚圈的、混迹娱乐圈的，还有师生圈、私塾圈、博士圈、玩物圈、题跋圈，不一而足。玩得怎么样暂不评价，但目前的格局，一定比过去的一言堂要健康得多。
倘若借着这样的机缘，让写字重新成为生活中的一件寻常事，人们从写字中获得乐趣，也获得教益，也许我们可以对书法的未来仍然抱一份希望。如果大家的煞有介事，不过是想混成名利双收的书法家，这个时代的出息就太小了。
薛龙春，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薛龙春，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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