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考古是一门世界性学术,其中尤以石窟寺考古更为著名。中国是世界上保存石窟寺及相关遗产最为丰富的国家,据统计,全国现有石窟寺2155处,此外还有佛教摩崖造像遗址3831处,两者合计达到5986处。如果再加上古代佛寺遗址、佛教造像碑等,佛教文化遗产数量更是极其庞大。
云冈石窟第三窟造像
中国的石窟寺不仅数量多,而且也拥有驰名世界的地位,如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窟等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具有人类突出而普遍的文化价值;拜城克孜尔石窟、吐鲁番柏兹克里克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洛阳巩义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剑川石窟等也享誉中外。其他分布全国各地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亦多为国家级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
作为一种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先后考察调研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并对石窟寺保护工作做出重要批示。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家文物局则专门组织了全国性的石窟寺遗产调查和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编制。当然,开展这些工作的重要基础还是要做好“石窟寺考古”。
麦积山石窟
“石窟寺考古”是由东西方学者共同开创的学术事业,其中,我国又以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功勋最重。在学习宿白先生及向达、阎文儒、温玉成、杨泓、李裕群、李崇峰、李静杰等先生的有关大作后,深感石窟寺考古具备多重意义。
第一,佛教文化博大精深,石窟寺作为佛教文化的经典创造,石窟寺考古成为石窟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和前置条件。只有从学术上理清每处石窟寺的原真性、结构性、内涵性、演化性、价值性及相关遗存,才能有保护利用的方向性、科学性、整体性、持续性、全面性,否则极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第二,石窟寺考古对揭示佛教文化从南亚、中亚进入中国乃至东亚具有重大意义,加之石窟佛教艺术如雕塑、绘画、建筑等还包含了地中海区域的艺术传统,它是认识亚欧文化的互动与创新、南亚与中亚及东亚间佛教文化传播与再造的重要实证材料,对探讨跨文明交流、丝绸之路历史、宗教文化与艺术对不同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影响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第三,石窟寺考古涉及人类从精神文化到物质文化的创造过程,是考古学家探讨“由物及人”问题的重要资料。石窟寺及摩崖造像的艺术表现基本都来自佛教经典,具有历史文献、文学与传统、宗教信仰、哲学观念等背景内涵,它们是精神与物质、风格与技艺、理想与现实的有机结合。石窟寺考古正是揭示其中奥秘的重要方法与途径。
第四,石窟寺考古能够告诉人们,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文化是如何在中国土地上立足、流布乃至最后实现中国化的时、空、结构、形态、内涵的演化过程与规律,能够展示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融摄性和创造性,能够生动说明一种外来文化是如何塑造出中国古代某类核心文化的整个过程及其艺术表达形式。
第五,石窟寺考古对认识同一种佛教经典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艺术呈现或对认识佛教艺术的时代性、地区性、族群性等具有重要意义。长达近2000年的时间里,大量的佛造像、佛传故事绘画、经变画、供养人像、题记以及建筑布局与形态等在中国国土上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传承发展,其间涉及到不同时代、不同王朝、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不同诉求,不同宗教流派与僧团,不同地理背景等方面的制约与影响,从而展现出一幅幅鲜活的历史长卷,把宗教与人性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
敦煌莫高窟23窟南壁 盛唐 法华经变见宝塔品虚空会
第六,中国石窟寺及摩崖造像是世界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全球性的文明史与艺术史价值,石窟寺考古作为探索这一价值系统并开展全球性跨文化对话的基础性学科,当然承担了“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任,也能够为讲好中国文化故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艺术事业等发挥重要学术作用。
总之,中国石窟寺考古意义多向,任重道远。相信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其人才薄弱、经费不足、田野基础工作较欠缺、保护利用任务繁重、成果出版及阐释滞后、国际合作有待推进等问题都会逐步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