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北长城沿线军事堡寨的修建历史与地名文化

　　明初，为防御蒙古部族南下，明廷在北部边防设立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军事重镇，大同镇的地位尤为重要，“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为京师之藩屏”。为加强防御，明廷在大同镇各军事要塞建城20座，置军堡52座。

　　这些城堡分布于长城沿线，成为山西北部独特的景观。而此时期所修之军堡，大多以表达敌视感或歧视性的强烈情绪化字词加以命名，且成组集中出现，这在“九边”中独一无二。其名称的演变，亦是边地由冲突而渐至融合的体现。

　　一、军事堡寨修建的历史

　　大同镇早在明永乐年间就开始修建军事堡寨，只是随着大同防线不断南缩，这些堡子亦废弃不用。嘉靖年间，蒙古部族最强一支“俺答”兴起，其分地“开平、上都，最贫，以故最喜为寇抄”，嘉靖十七年（1538）始，频繁南下，紧临的宣大区域遂成为其掠夺的主要对象。大同“外邻住牧虏巢，内屏畿省关隘，为九边第一重地”,而其北部却是“孤悬极边，与胡虏共处一地，无寸山尺水之隔”。为了加强防御，这一时期修建了内五堡、外五堡、靖虏五堡、灭胡九堡、云西六堡、新平四堡等大量堡子。此后，明廷还零星修建了其他几个堡子。

　　内五堡即镇边、镇川、弘赐、镇虏、镇河五堡，位于大同镇城北部，于嘉靖十八年（1539）由宣大总督毛伯温倡导修建。堡成后.明廷在弘赐堡设置参将，其他四堡派遣守备，驻扎大量兵马，使大同羸弱的边防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五堡“为云中腹背之地，北逼沙漠、南翼镇城、东亘阳和、西连左卫，三面开耕，一面御敌”，军事地理位置显然非常重要。

　　随着内五堡的修建，大同掀起了筑堡高潮。内五堡修成后，势单力孤，没有任何屏蔽及应援的力量。嘉靖二十二年（1543），“总兵周尚文复增筑靖虏五堡，以翼弘赐”。这五堡为靖虏、灭虏、威虏、宁虏、破虏五堡，分布于内五堡两侧，靖虏在东，其余四堡在西。靖虏五堡虽然作为内五堡的辅翼而设，但其地势平坦，戎马极易驰骋，而其自身面临的形势也非常严峻。嘉靖二十三年（1544）在宣大总督翁万达的主持下，又修建了杀胡、拒胡、威胡、迎恩、破胡、残胡、败胡、阻胡、灭胡等九座军堡，皆位于极冲之地，分布于内五堡西边，不仅守护弘赐五堡，更重要的是保障威远、平虏两卫的安全。

　　嘉靖二十四年（1545），由于大同城外只有内五堡一条防御带，为了加强对镇城的防御，遂在内五堡北修建了镇羌、拒墙、拒门、助马、保安外五堡。内五堡的防御压力相对减轻，外五堡则成为抵御蒙古部族南下的前沿阵地。嘉靖二十五年（1546）修建了新平、保平、平远三堡，位于宣府、大同两镇之间，系鸡鸣三省之地，其“孤悬天末，亦危如累卵”。这一年又修建了镇口、镇门、守口、马堡，均位于重要的关口。尤其守口堡，所守之口为阳和口，正统年间，也先率领最强一支由此南下，导致土木堡之变。嘉靖二十七年（1548），得胜堡修建成功，其地处极边，东邻镇羌，南与弘赐相连，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嘉靖二十八年（1549）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是明廷在大同建堡的低潮期。随后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再掀筑堡高潮，其原因是由于这一年发生的“右卫之围”。俺答的儿子幸爱因其妾桃松寨逃至大同镇，向明廷索要无果，遂大肆南下掳掠，右卫被围困长达八个月之久才得以解除。经过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墩堡悉毁于虏，遗一孤城于极塞外”，明廷为了加强应援，修筑了云冈堡、云阳堡、云西堡、牛心堡、黄土堡、红土堡。该六堡扼守由塞外通往大同的交通要道。之后明廷又在大同东路修建永嘉堡、瓦窑口堡、镇宁堡，在大同西路长城沿线及重要位置添加铁山堡、祁家河堡、旧云石堡威平堡、西安堡和乃河堡。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大同镇城东南修建了许家庄堡。隆万时期，俺答封贡互市，边境战事减少，明廷为保障明蒙贸易顺利进行，于互市市场附近修建三屯、桦门、新云石、马营河将军会等堡。此外，之前修建于嘉靖十九年（1540）的王家庄堡，是大同镇最南的一个军事堡寨，设堡于此不仅能够阻止蒙古骑兵进一步南下，而且可以保障内地治安。

　　纵观明时在大同镇修建的52个军事堡寨，根据形势缓急和地理位置的不同，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外五堡与得胜堡屏护大同镇城，直面入侵部族，是极冲之地，形成最外围的防御线；内五堡、靖虏五堡、灭胡九堡、新平三堡及铁山、云石、将军会等堡，由宣府西阳河向偏关延伸，形成一条大同镇的次外围防御线；嘉靖三十七年右卫保卫战胜利后修建的云西六堡等堡子俱在腹里，主要起增强应援之功能。明廷在这些军堡设置参将、守备或操守，驻扎成百上千的士兵，重兵把守长城沿线，有效地提升了防御能力。

　　二、军事堡寨的地名文化

　　地名是一个地区文化的载体，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山西北部52座军事堡寨，地名中多有“镇”“胡”“虏”“平”“拒”“灭”等字眼，这些堡子紧挨长城，是抵抗北方部族的重要防线。入清以来，明蒙矛盾消除，带有明显民族歧视的字眼随之无踪。同时，墩台、关口的军事功能也逐渐消失，在其周围亦形成了大量以“边”“墩”“台”“口”命名的普通村落。

　　内五堡，除弘赐堡是在原有旧堡基础上扩修外，镇边、镇川、镇虏、镇河四堡系同时期新建，地名均有“镇”字，以示镇守一方，有威慑之意。靖虏、威虏、灭虏、宁虏、破虏五堡的地名都有“虏”字，该字是明时对蒙古部族的蔑称，而在其前面冠以“靖”“破”“灭”“威”“宁”等字，表达了明廷希望打败蒙古骑兵，保持边境安谧。杀胡、拒胡、威胡、迎恩、破胡、残胡、败胡、阻胡、灭胡九堡，其中八个都用了“胡”字，同时又用了“杀”“拒”“威”“破”“残”“败”“阻”“灭”等具有震慑作用的字眼，体现了明朝统治者对来犯部族强烈的敌视情绪。镇羌、拒墙、拒门、助马、保安外五堡紧邻边墙，因此就有“拒墙”“拒门”这样的地名，意指把蒙古骑兵拒于边墙、关门之外。“羌”亦是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镇羌”即有威震蒙古部族之意。助马堡紧邻马头山，是抵御蒙古骑兵的天然屏障，“助马”即“助马头山一臂之力”。“保安”就是永保平安，新平、保平、平远地名中都有“平”字，显示明廷希望这一方水土能够平安常在。而得胜堡之地名，自然寄托了明廷希望在交战中能够旗开得胜。

　　明清易代后，实行民族融合政策，满蒙一家，同时满族统治者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因此，那些此前带有明显民族歧视和仇恨情绪的军事堡寨地名必须予以取缔。“虏”“胡”二字，即由“鲁”“虎”替代。如杀胡堡改为杀虎堡，灭胡堡改为灭虎堡，威虏堡改为威鲁堡，镇虏堡改为镇鲁堡等。清廷选择同音异义字作为替代，在没有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称呼的前提下，凸显了边境无战事、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和同一家之融洽氛围。也有一些堡子的地名被彻底改变，如靖虏堡改为正宏堡，威胡堡改为少家堡，灭虏堡改为管家堡等。

　　此外，山西北部长城沿线一带还有许多村落以“墩”“边”“台”“口”等命名。墩台主要功能为传递军情，有专人戍守，墩与墩的距离“当以火光可见，炮声可闻为限”。每座军堡都分辖边墙一段、墩台若干座。如《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拒墙堡“分边沿长二十里有奇，边墩二十八座，火路墩三座”。并且，在军堡管辖范围内的墩台，都按照数字顺序由东向西予以编号。入清以来，在长城沿线形成许多新的村庄，部分村庄就以附近墩台名称加以命名。如高阳县的十九墩、三墩、七墩、五墩、六墩，还有新荣区的黑土墩、庄窝墩，左云县的八台子、二台子、三台子等。口是连接长城内外的重要交通要隘。明时，“边口要隘悉建堡，无堡者筑石墙或重垣，发兵防守”。长城沿线关口林立，据统计，仅天镇县就有李二口、白羊口、榆林口、水磨口、马市口、瓦窑口、砖磨口、南边口、张仲口、薰窑口等关口。虽然这些关口没有山海关、雁门关、居庸关等军事地位高，但也是明时期蒙古部族往来出没的重要通道。晋北长城沿线还有些关口，如马市口、得胜口、杀虎口等处，是明蒙贸易的重要通道，更是民族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历史见证。入清，部分关口废弃，其余则逐渐发展成为普通的聚居村落。

　　山西北部长城沿线堡寨地名具有明显的军事文化色彩，是明蒙之间冲突与融合的直接反映。这些地名蕴藏着风云际会的丰富历史信息，也饱含着浓厚的长城地域文化色彩，在历史演进中凝结为书写过往的记忆符号。

　　山西北部长城沿线52座军事堡寨主要分布在天镇县、阳高县、新荣区、大同县、左云县、右玉县、平鲁县、浑源县等地。经五百年风雨，这些堡寨依然矗立在晋北大地。虽大部分已是残垣断壁，且日渐损毁严重，然而，它们是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如今，它们与长城一起构成了塞北独特的文化景观，呈现给世人的，不仅仅有厚重的历史感，更显出历经沧桑岁月的原始、苍凉、古朴、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