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景之治”的开创者,汉文帝刘恒的墓葬所在何处,似乎在历史上早有定论。在陕西西安市东郊的白鹿原上,一个被人们称为“凤凰嘴”的地方,正是世传的汉文帝陵所在。然而,进入21世纪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区域展开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却并无收获。
那么,“汉文帝霸陵”究竟在何处?2021年12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汉文帝霸陵所在地确定为陕西省西安市江村大墓,而非史料记载的“凤凰嘴”。这一成果解开了汉文帝陵墓位置的千古谜团,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
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陕西西安江村大墓与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等入选。据了解,共有15个省份的20个入围项目角逐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最终评选,那么,西安江村大墓是如何脱颖而出的?目前汉文帝霸陵的发掘工作又进行到了什么阶段?
对此,记者对话到霸陵考古亲历者、汉陵考古队副队长曹龙。虽然这并非曹龙参与的项目首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他还是非常激动。在他看来,江村大墓本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不仅由该项考古工作的意义决定,更是对整个项目的一次检视。“出土的文物固然重要,但考古不只是为了‘挖宝’”,江村大墓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背后的意义,同样被曹龙这样的考古工作者所看重。
霸陵陵区航拍全景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江村大墓为何能够入选?他归结为四个重大意义
“江村大墓能够入选的原因,其实就是江村大墓考古工作收获的意义。”对“凤凰嘴”是霸陵的否定、完成西汉帝陵的最后一块拼图、弥补了对于西汉帝陵形制发展演变的脉络……自从江村大墓被确认为汉文帝霸陵,这些意义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曹龙告诉记者,其实这也是江村大墓能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理由之一。江村大墓考古工作收获了哪些意义?
曹龙将其归结为四点:
一是霸陵真正位置的确认,让田野文物保护及考古研究工作有了明确的对象,也让人们对于汉文帝的薄葬和节俭,有了新的认识;
二是明确霸陵不再是以“因山为陵”而作为西汉帝陵中的一个特例,重新审视在西汉帝陵形制布局的发展演变中的地位。霸陵的陵墓形制和布局上承长陵、安陵的基本要素,下启阳陵、茂陵等陵园规制,是研究、探讨以西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国家陵墓制度、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三是在薄太后南陵外藏坑出土的、大量带有异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
四是科学翔实的考古资料为汉文帝霸陵、薄太后南陵的保护、利用奠定了基础。
霸陵考古亲历者、汉陵考古队副队长曹龙(左一)在工作中
出土文物并非界定是否能入选的唯一因素
“长陵虽然也有外藏坑,但是外藏坑的分布没有规律。到了霸陵这里,每一个象征着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向心式分布在陵墓的周围,这就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反映。”曹龙这样解释道。虽然《史记》和《汉书》等多部古籍都曾经记载了关于汉文帝的薄葬,但是此次霸陵地理位置的确认,才让人们重新对这位帝王的“薄葬”有了直观的认识。“汉文帝的薄葬,主要体现在‘减礼不减制’。一是霸陵‘不置封土’,地势微微隆起,利于排水即可;二是霸陵‘石为界’,也不修筑高大的陵园园墙。汉文帝毕竟是一国之君,虽然可以‘减礼’,但是帝王的规制却不能减。
另外,相对于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的陵墓,霸陵还把加强王权的思想体现在了陵墓的营建上。”曹龙说。曹龙曾经参与了自2006年9月开始实施的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工作,该项目入选了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那时,陕西考古研究院对汉武帝茂陵、汉平帝康陵、汉元帝渭陵等西汉帝陵通过“全方位调查、大面积普探、重点地区详探、关键部位试掘、高精度测绘及资料数据化”的工作思路,将田野工作与资料整理紧密结合,取得了较大成果。
曹龙回忆道,在公众看来,这个考古项目并未发掘出什么重磅文物,但是,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来讲,通过勘探测绘的工作,可以完备地了解、认识西汉帝陵构成要素的基本布局和内涵,并对此有了进一步的探索、研究。也就是说,出土文物并不是界定是否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唯一因素。
所以,在曹龙看来,这次江村大墓无论是否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都足以让人激动:“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本质上是对考古项目的一个综合考核,不仅要看出土的文物、研究的成果,还要看整个工作的方案是否科学规范、工作中有没有通过多学科的合作去最大程度地提取遗址所包含的信息、考古资料的整理及发布是否及时、发掘期间有没有开展相应的公众考古及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活动等等。”这也就要求考古工作者不能仅仅局限于做好田野发掘,更要关注对发掘对象科学、合理的规划,同时还要尽最大可能让考古工作与遗址所在地域的文化建设及时结合。
比如,可以向周边民众举办考古工地开放日活动,让民众了解身边的文化遗产,提高其保护意识的自觉性,“在评选中,评委们都会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因此,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入选,更重要的是参与、学习、交流、宣传。”曹龙说。
江村大墓中出土的刑徒俑
霸陵考古进展如何?目前主要在做文物修复和资料整理
“目前,我们主要在做的是文物修复和资料整理工作。现已完成了《江村大墓考古调查和勘探简报》及江村大墓墓主考证等相关研究文章。考古资料的及时刊发,能让学界及公众尽快了解到第一手的资料、准确的数据以及初步的研究结论。”曹龙介绍,江村大墓的田野考古工作目前处于暂停状态,只是对薄太后南陵西北角的小型外藏坑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现场保护及整体打包提取。自2017年江村大墓考古工作开始以来,国家文物局先后批准发掘的共有6个发掘点。
江村大墓东北角的K15北段以及新批准的陪葬墓的发掘,是2022年度田野工作的主要任务。“从田野考古工作,再到室内文物修复保护,整理资料、编写发掘简报和报告,这是一项考古工作的基本流程。同时,对发掘过后的遗址的保护性回填或后续的展示利用,需要由地方政府邀请相关专家共同评估、规划。”曹龙提到,希望在考古发掘结束、霸陵遗址的保护规划出台后,能够继续推进申报霸陵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无论是建设博物馆,还是考古遗址公园,曹龙觉得霸陵遗址具备多重优势。首先,霸陵遗址位于西安市近郊,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其次,发掘出土的刑徒俑为西汉帝陵外藏坑首次发现。体现西汉手工业精湛水平的铜齿轮、南陵外藏坑出土的具有草原文化因素的金银车马饰件等文物也都是非常好的展品;再次,遗址所在区域的旅游业、观光生态农业都已发展得比较成熟,同时区域内还有多所高校,这也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依托和目标。
此次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让原本就炙手可热的霸陵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曹龙说,相信随着后续工作成果的刊布和霸陵遗址保护规划的出台,对江村大墓所在的整个霸陵遗址区域的保护和展示工作,很快也会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