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拼合出最真实的楼兰记忆

　　在历史的光阴中，虽然它山川美景凭游逛，却总是风流云散色成空。它的城郭、市廛（音chan）犹如北溟仙境，而月升日降的瞬间又延伸出无限遐想。尽管时光已远去，但千百年来与它有关的传说从未断绝。它就是楼兰，自带流量光环的神秘古城。

　　1980年，新中国考古队第一次进入楼兰，当考古队员们触摸到楼兰的断壁残垣，就注定要彼此一生为伴。当年考古队员之一的楼兰学研究专家侯灿先生耗尽半生守护着这份缘分。

　　2022年春天，在迟到35年后，侯灿先生撰写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刊印上市，再次激发了人们对楼兰的向往。考古专家们说，这是新中国迄今唯一一次楼兰古国考古调查的详细报告，也是楼兰考古“最新”的成果展示。

　　“侯灿先生去世后，我几乎遗忘了这份笔记的存在。直到在苏州的老房子里，从牛皮纸袋子中找到那些已经泛黄的稿纸，才回想起那些陪着他熬夜整理书稿的日子。”5月23日，侯灿先生的妻子吴美琳对上游新闻记者说，侯灿先生在弥留之际还惦记着楼兰，考古报告的出版完成了他一生的心愿。

　　人们总是在影视剧或者小说中无限推测着楼兰神秘的样子，有时它是沙漠中充满诱惑的城池，有时它是被诅咒环绕的神秘佛塔，那么真实的楼兰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关于楼兰，我国史籍记载最早的是《史记·匈奴列传》。传载，西汉文帝四年（前176年）匈奴单于冒顿在给文帝的信中说：“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以此为证，楼兰至少在公元前176年就已存在，并归于匈奴。后司马迁根据张骞的报告撰成《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此时楼兰已是一个“城郭之国”。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手稿中的图片

　　史料证实，楼兰曾是西域36国中的一个古国，绿树成荫，芳草萋萋，境内的森林鸟禽翩翩。深居亚欧大陆腹地的楼兰，凭借着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驼队从这里把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送到西方。楼兰一时间成为联结、传播黄河文化、恒河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的纽带，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著名的楼兰文书也是书写史上一个特别的存在。据侯灿先生此前出版的《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记录，通过对城中三间房官署遗址区试掘，出土汉文文书65件，其中木简63件，纸文书2件。中国书写材料从简到纸的过度在楼兰被定格记录。

　　可惜的是，东汉时期的楼兰究竟情况如何？历史记录语焉不详。东汉后，楼兰几乎从史书中消失，再次出现已是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此时的楼兰已被称为“故城”，早已不复当年的繁华。“一夜间”消失的城池，造就了楼兰流传千年的传说，这个被风沙抹去的古国，成了令人费解的谜。

　　1980年开启新中国的第一次探索

　　神秘消失的“故城”总有一种力量在牵引着人们去揭开它的面纱。上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开启了楼兰研究之门，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楼兰，中方队员黄文弼在土垠遗址所掘得的汉代木简，使得在寻找楼兰的考古史中有了中国人的名字。但在更多的时间里，对楼兰的探索一直被外国所垄断。

　　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楼兰在内的许多地区被列为军事禁区，加之自然环境所限，楼兰俨然已成为无人区，只有裸露在地面的断壁残垣还在守护着曾经的辉煌。1980年，日本NHK电视台提出要进入楼兰拍摄丝绸之路，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批准。同年4月，在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侯灿先生带领考古队和拍摄人员一起进入了楼兰。

　　“考古工作队组成后，为了弄清楼兰古城的确切位置和附近遗迹，于1979年6月乘直升机冒着酷暑飞往罗布泊腹地上空进行探察。为了寻找通向楼兰的地面道路，又于同年1月下旬至12月上旬顶着严寒，乘汽车顺孔雀河北岸向东南行至东经89°46＇05″、北纬40°38＇处，徒步横跨干涸的孔雀河床，转向东南，穿越崎岖的雅丹地貌进入楼兰。在上述工作基础上，于1980年3月下旬分东西两路向楼兰进发；东路于4月1日由敦煌经后坑，过白龙堆、土垠，于4月16日到达楼兰。这一路主要对‘丝绸之路’路线进行考察。西路于3月27日由和硕循去年冬天的考察路线直接进驻楼兰，对楼兰及其附近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东西两路在楼兰会合后，又于4月22日同时撤离楼兰。”

　　事后，侯灿先生在调查报告中记录了当时发掘的情况。

▲侯灿先生在楼兰考古发掘

　　多年后，曾参加过此次考古活动的队员们回忆，1980年3月26日，当一队人马深一脚浅一脚在沙漠中前行时，大家才发现在沙漠行军的艰难远超预期。第二天，当楼兰佛塔出现在人们视线之中时，也意味着中国考古队正式进驻了楼兰古城。

　　“这次勘探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但是工程量很大，可以说是一次抢救性的发掘。直到后来的很多年，再没有考古队做过如此详细的发掘。”侯灿先生的学生、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张莉说，侯灿先生曾提到，他们每天在五六名战士的陪伴下徒步前往遗址深处进行发掘工作，风沙吹得眼睛都睁不开，晚上紧裹着大衣和被子依然难抵御沙漠夜晚的酷寒。

　　但即便满身尘土，考古队员们依然折服在楼兰的魅力中。4月22日考古结束后，考古队员们共收集到文物1004件，期间对古城确切地理位置重新进行了勘察核定，新发现了古水道和残墓。

▲楼兰古城遗迹

　　考古书稿在箱子里沉睡35年

　　考古工作结束后，侯灿开始整理这一次楼兰考古的调查报告。“侯灿热爱考古，这次难得的机会几乎让他废寝忘食。我记得每到晚上，我们两个就在灯下，他整理资料，我帮他誊抄。誊抄一遍后，他再进行修改，改好后我继续誊抄。每一部分至少要修改誊抄三四遍，直到他满意了，再进行下一部分。这样的工作持续了有几年的时间。”侯灿先生的妻子吴美琳回忆，调查报告整理好后，侯灿先生几次向出版社投稿，包括《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在内的几篇文章发表后，最完整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却被出版社退回。“主要原因是缺纸，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当时他心里挺沮丧的，也挺遗憾。”吴美琳说，她知道这是侯灿先生一生的牵挂，即使后来也出版了很多作品，但始终无法弥补这份遗憾。

　　出生于1936年四川合川县（现重庆合川区）的侯灿，1956年从四川省公安厅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进入解放军新疆农一师师部政治宣传科。1973年他调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1978年再调入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重拾考古专业时已经37岁。1980年的楼兰考古，是他考古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一次科研活动。

　　“他一生都在为考古拼命，到后来的几年，他已经没有力气写东西，走路都需要人搀扶，每天吃的药一把一把的，就这样他还是放不下他的研究。”为了帮助侯灿先生完成研究笔记，吴美琳买了电脑，将侯灿先生的手稿整理好后，再交给他修改，再由自己完成校对。侯灿先生生前最后一本书《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就是吴美琳和侯灿并排坐在电脑前，一个说一个打，当时两人年事已高，吴美琳只能缓慢地从字库里找到一个个罕见生僻的古汉字，帮助侯灿先生完成了总结。除了楼兰外，侯灿先生的吐鲁番研究（即高昌研究）、和田研究在学术领域也颇为权威。

　　在考古界，侯灿先生的学生桃李满天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就是其中之一。2016年侯灿先生去世后，孟宪实想起侯灿先生还有一本楼兰考古报告没有出版。“侯灿先生的一部分资料留给了我，孟老师先给我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侯灿先生的这部分书稿，我反复确认没有后，我们又赶紧联系吴美琳老师，可吴老师也没有印象了。”张莉说。

　　书稿去了哪里？吴美琳也已不记得了。“几次搬家都是我整理家里的生活用品，侯灿自己整理打包书稿，放在哪里我确实没印象。我和张莉在上海的家里找了很久都没找到。但我想着这份书稿是他的心血，肯定不会丢。”吴美琳说，她印象中在苏州的老房里还留着一些侯灿先生的书稿，是不是在那里？

　　“大概是哪天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我一早晨就跑回了苏州的老房子里，找了十几箱书稿，终于在一个牛皮纸袋子里找到了。我看着泛黄的稿纸自己都笑了，都是我写的字，怎么就忘了？”吴美琳第一时间联系了张莉，经过张莉和孟宪实的反复确认，这份等待了30多年的考古报告书稿重见天日。

　　新书拼合出最真实的楼兰记忆

　　2022年4月，《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出版面世，在学界引起关注。孟宪实教授说：“三十多年过去了，楼兰依旧传说纷纭，有关列强的楼兰掠夺，依然能够激起国民的爱国激情，但是作为中国楼兰考古重要成果的这部考古报告，却一直沉睡在侯灿先生的书箱中。新疆考古对于中国十分重要，而楼兰是国际瞩目的焦点。斯文·赫定、斯坦因一言九鼎的时代过去了，楼兰考古研究，该听听中国的声音了。斯文·赫定、斯坦因之后，由中国学者主持的属于科学意义的楼兰考古，这依然是唯一的一次。侯灿先生主笔的这部报告，依然是最新的楼兰考古报告。”“我们最大程度保留了侯灿先生书稿的原结构和版式。也算是完成了侯灿先生的心愿，”张莉说。

▲楼兰民居建筑遗址，摄于1980年

　　翻开这份《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读者仿佛跟着考古队重回楼兰古城、枯朽的胡杨林、掺杂着植物的墙皮、不规则的城墙、蜿蜒的古水道和官署佛塔、烽燧墓葬，在数字中被复活。在这座四面城墙只有约330米长，总面积仅10万平方米的古城里，寄托了楼兰人对生活的向往，布片、陶壶、铜镜、戒指、骨雕，他们临水而居，生活丰富多彩，考古队员们甚至发现了驻守楼兰官兵们领取器物、粮食的信息。

　　器物测量、文书年号、勘探取样，侯灿先生用文字描述着古老文明的变迁，拼合出最接近真实的楼兰记忆。

　　今年4月1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出版座谈会上，与侯灿先生一起进入罗布泊考察的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王守春研究员指出，《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中的工作和成果已经超越了斯坦因，比如侯灿先生在楼兰发现的细石器数量更多，描述与鉴定工作更加详细准确；对楼兰古城的测量更精确，纠正了斯坦因的测量数据，同时指出楼兰古城呈不规则的方形，应当与当时地形不平坦的地理环境有关；楼兰古水道的发现对研究楼兰建城选址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谷物遗迹的发现也是斯坦因所未提及的，对研究楼兰当时的屯垦（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楼兰出土的西汉五铢钱

　　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特别提到，《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中提到，现场挖掘发现了一枚贵霜钱币，大概是在地理位置最东边发现的贵霜币。贵霜帝国最兴盛的时期相当于东汉中晚期，这一段时间汉文史料中对贵霜帝国缺少记录，这枚贵霜钱币对于研究中西交通史、塔里木盆地绿洲王国与贵霜帝国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考古学家们表示，斯坦因在《亚洲腹地考古记》中称，被命名为“孤台墓地”的墓葬群“杂乱无章”和“非常令人费解的混乱”，但侯灿先生在考古报告中提到，经过勘测发现，该区留存的MB1墓葬并不是无序排列。同时，在对已发掘的MB2墓葬再次清理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大量珍贵的遗物。此外，侯灿先生勘探发现，斯坦因所谓的“土台”实际为雅丹地貌；侯先生清理了斯坦因所遗漏的东北小佛塔遗址，发现了五彩斑斓的佛教壁画，为研究丝绸之路南道佛教和佛教艺术的早期传播提供了重要信息；侯先生对楼兰东汉时期五铢钱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详尽分析；他对楼兰城址中石器的使用进行了详尽考察，这是对楼兰地区石器遗存的一个新的认知。

　　玻璃、海贝、海蚌和珊瑚，铜币……1980年那次考古发掘出的文物，折射出楼兰繁盛的文明之光。侯灿先生在自己的笔记中说“它虽然不如西域名城高昌那样庞大，也不如军事重镇交河那样险峻，但它以庄严的气概显示了自己的雄姿”。

　　在楼兰古城小麦穗轴上，那朵被完整保存的小麦花，在被风沙淹没千年后，终于等来了“绽放”，或许这就是楼兰的魅力，也是考古人对楼兰难以割舍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