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不止是地名，更是文明的象征！

　　在我们心中，敦煌不止是一个地名，是一种美，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学者李冬君说：“西域，不仅是佛法的通道，敦煌，也不单是大乘的驿站，它更是一个文明的大熔炉，中国、希腊、印度三大文明在那里融冶，形成了一个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新世界......”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熔炉，世界主要文明在敦煌交汇。

▲莫高窟第172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

　　然而但任何一种美、任何一种文明，都有生命，有青春、高峰与衰微，有初生，也有死亡。敦煌文明也不例外，尽管文明遗存仍在，但这一文明在走过1200年之后，终结了，停止了，仿佛正在死去。甚至有专家预估，无论如何，未来50年到100年内，莫高窟或将湮没黄沙中。

　　而有一个人早在多年前就看见了这种危机，他把自己人生最好的年华全部献给了敦煌，把断崖峭壁上石窟里的敦煌艺术临于纸上，辑录成书，使惊天之美重现人间，让世人可以循着壁画上的踪迹，逆着时光，穿越千年沉寂的岁月，回到它们最辉煌的时代。

　　▌一见敦煌“误”终生：没有人比他更爱敦煌

　　他是常书鸿，异国他乡的一次偶遇，让敦煌成了他心头的一点朱砂痣，魂牵梦绕。

　　1935年，法国巴黎，常书鸿正像往常一样，漫步在塞纳河边。这是一条他每天都会走的路，今天不知为何，他突然在一个旧书摊旁停下了脚步，原来他被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书吸引住了目光。

　　书中满是敦煌莫高窟壁画和塑像的照片，他十分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他作为中国人，竟对此一无所知。

　　一见敦煌“误”终生。这位已在巴黎画界获奖无数、前途无量的年轻画家，毅然地做了一个决定——回国，弘扬敦煌艺术！

　　世界画坛上从此少了一位大师，而敦煌文化则产生了一位守护人。

　　此时的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战火纷飞亦无法动摇他奔赴敦煌的决心，1936年，他毅然踏上了回国的列车。

　　北平、牯岭、沅陵、昆明、重庆、兰州……一路坎坷，六年辗转；卖油画、卖家具，他甘愿破釜沉舟向敦煌。

　　妻子不理解他的选择，他解释道：“巴黎虽好，非久留之地，我的理想是将来能让全世界的人像知道巴黎一样知道敦煌，让全世界的人像喜欢巴黎一样喜欢敦煌。”

　　从此，扎根西北荒漠，埋头临摹与研究。半个世纪，一万八千多个日夜，他与敦煌共命运。煤油灯的一点微光，逐渐照亮了敦煌的光彩。

　　▌孤守敦煌50年：在所不辞的“无期徒刑”

　　在敦煌驻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具体有多辛苦，从张大千调查完莫高窟，临走时对常书鸿说的一句话便可见端倪，“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呀！”而常书鸿，就在此“服刑”了五十年。

　　黄沙漫天的荒漠，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基本的生活条件难以得到保障。常书鸿抵达敦煌的第一顿饭，吃的是用河滩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筷子还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成的。

　　修自来水是八十年代之后的事了，那之前，以常书鸿为代表的守护者们喝的是苦口泉的水，盐分高，味道苦涩。“刚来的时候都要闹一个月肚子”，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回忆道。

　　可即使再苦，对敦煌的爱还是盖过了一切。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中所看不到的各时代壁画绚丽灿烂的色彩，他陶醉在这个艺术宫殿之中。

　　甚至，他还能在困顿的生活中找到不少生活的乐趣。1946年，他从重庆购置一批物资，乘着新得到的美式十轮卡车，带着子女返回敦煌。近一个月的行程，1500多公里的路程，他从重庆带上一对活鸭和一对活鹅返回敦煌。很多人看到带着鸭鹅的卡车感到很奇怪，常书鸿风趣地说道：“也让它们移居敦煌，让敦煌的老乡看看除了鸡之外还有鸭和鹅哩！”

▲常书鸿带领众人在宕泉河取冰化水（敦煌研究院供图）

　　冬季的洞窟太冷不能临摹，常书鸿便组织大家在中寺前后院的正厅画速写，请当地的百姓做模特。当时物资紧缺，临摹的颜料难以购买，常书鸿试验后发现当地的黄泥与土红泥可以做颜料，便发动大家动手研磨泥巴，自己做颜料。傍晚的时候，院子里、屋子里的人便经常各拿一个粗碗，一边聊天一边研磨颜料。

　　正是这样的常书鸿，才能在张大千半开玩笑说敦煌工作是无期徒刑后，笑着回应：“如果在敦煌工作犹如‘徒刑’，那么即使是‘无期’也在所不辞。”

　　▌艰苦的修补与维护：让失落的敦煌再放光彩

　　在常书鸿来敦煌之前，莫高窟已持续了四百多年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的状态。莫高窟附近的农民，不仅在洞窟里生火做饭，还在洞窟前放牧牛羊。

　　“那时他面对眼前满目疮痍的敦煌，和在巴黎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又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不保护连这些都会毁掉。”儿子常嘉煌回忆道。

　　看到敦煌满目疮痍的情况，常书鸿开始带领大家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他们和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打着赤脚，清除积沙，苦战两个春秋，清除近十万立方米的流沙。

　　他爱惜敦煌的一草一木，自从四十年代定居敦煌，开始每年在敦煌种植树木，并将树林带逐年向北延伸拓展。经过四十年的改造，新树林带已延伸到下寺一公里以外。

　　经年的侵蚀与破坏早已使莫高窟十分脆弱。458窟的通心木柱因虫蛀突然倒塌，159窟唐塑天王的右臂大块脱落……每一次危急警报响起，常书鸿便要开始一场艰苦的修补劳动。

　　临摹壁画也是事非经过不知难。洞中幽暗，当时又没有电灯，常书鸿只能点一支时明时暗的土蜡烛工作，照一笔，画一笔。临摹洞顶壁画时，常书鸿的头和身子几乎成九十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手臂更是时常酸麻。

　　即便如此，他仍马不停蹄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大量的壁画精品，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为保护和研究敦煌石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他的梦里，敦煌活了过来，一个个飞天从洞窟中翩翩飞出，天空中飘满五彩缤纷的花朵，铁马的叮当声奏出美妙的音乐……

　　▌“敦煌的守护神”：舍弃所有为敦煌

　　常书鸿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原本愿意和他一起来莫高窟的人就不多，其中，不少人干了一段时间后，便因为各种原因选择离开，人手不足这一问题时常困扰着他。

　　临摹壁画、测绘石窟图、调查石窟内容、给石窟编号、除沙种树等工作他得做，外部方方面面的关节他也得打通。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党政府拨款经费很不及时，在物价飞涨下，好不容易到手的钱又不断贬值。他一拿到钱就赶忙去城里找地主换麦子，以维持敦煌的生计。

▲常书鸿在办公室工作（敦煌研究院供图）

　　重压之下，他难免郁闷、烦躁，以至于疏忽了对妻子的关照。直到妻子决定离婚，突然出走，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大意。他悲怆欲绝，忍不住怀疑自己的选择。

　　敦煌的夜是万籁无声、死沉沉的，远处还不时会传来几声恐怖的狼嚎。常书鸿夜不能寐，他想起自己常去的254号洞窟，在那有一幅《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为了让母虎延续生命，萨埵那太子毅然刺破血管，他在晚年撰写的《敦煌，敦煌——常书鸿自传》中写下了当时的心路历程：

　　“萨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它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多么需要终生为它效力的人啊！我如果为了个人的一些挫折与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再遭劫难！不能走！再严酷的折磨也要坚持干下去。”

　　如果常书鸿当年留在法国，或许会成为名震一时的画家。彼时，他已经在法国巴黎世界艺术中心站稳了脚跟，画作也拿了不少奖，还是巴黎美术家协会会员、巴黎肖像画协会成员，他的数幅画作分别被珍藏在里昂国立美术馆和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

　　但如果当年他没有去敦煌，他不会成为“敦煌守护神”，敦煌也不会是如今的模样。但世间往往没有如果，他认定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做，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仍心怀敦煌，并留下遗嘱，“以后死也要死到敦煌！如果死在北京，骨灰还是要送回敦煌的！”

　　他的骨灰最终被葬在莫高窟九层楼的对面，不朽的坟茔像一个大大的句号画在漫漫黄沙茫茫戈壁之中。这里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拐点，也是他最后的归宿。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回忆常先生时，写道：“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几乎没有提及敦煌艺术的，而50年代以后，谈中国传统美术的论著，几乎没有不提敦煌艺术的。这一重大转变，是与以常书鸿为首的敦煌研究所的美术工作者们艰苦卓绝的努力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