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式建筑与苏作工艺的形成与苏州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地理条件、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独特的人文条件密切相关。
苏州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太湖之滨,长江南岸入海口处,京杭大运河贯穿全境,具有通江达海的便利。
苏州境内水道纵横、水网密布、河港交错、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食则稻鱼菱藕,居则枕河人家,行则舟桥两便,业则渔殖蚕桑,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
太湖沿岸丛山间的太湖石、花岗石和茂密树木以及阳澄湖畔的细泥等自然资源,为苏式建筑和苏作工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源和条件。
苏州的经济、文化至北宋益见繁盛。《吴郡图经续记》载:“自钱俶纳士至于今元丰七年(1085),百有七年矣。当此百年之间,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实太平盛世也。”高宗南渡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
至明代中叶以后,苏州城市经济更为活跃,手工业快速发展。其时,苏州户口数与京师粮赋数居全国一百五十九府之首,不仅商贾云集、工技比户、物通南北,而且世风醇厚、文化发达,乃有“天上天堂,地上苏杭”之誉,至清康熙时期愈显举国之首地位。
清隐士沈寓云:“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
苏州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西晋“永嘉南渡”,唐代“安史之乱”和宋代“靖康之变”促成了三次北人南迁。大量精英或世居,或流寓苏州,使苏州成为文人涌聚之地,学派林立,文化昌盛,人才辈出。
据有关资料证实,自隋朝到清末,苏州一地涌现出一大批进士和状元,尤其明清两代,苏州出了30多名状元,上千名进士,仅清代就有苏州籍状元26名,进士600名,占江苏省一半以上。
他们衣锦回乡后往往不惜巨资营造深宅大院及私家花园,由此刺激了与生活起居及文化消费相关的手工艺的兴盛。加上一些失意文人,包括贬谪、隐退的官吏,无心爵禄的名士、崇尚风雅的儒商,也纷纷建造私家花园,既从中安享山水之乐,又免跋涉之劳,并由此赢得心理和精神的抚慰。
明清两朝的苏州文人在造园造物上投入了巨大热情,他们间接或直接参与了大宅或私家花园的建造以及室内陈设从设计到工艺的意匠,以诗入园,以画入境,渗透了他们的文化修养和艺术追求。
明本计成《园冶》说,“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乎?”于是社会上的文人担当起了造园造物的策划者,一些富有智慧的匠师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诠释文人意识与文人审美的传播者和实施者。
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画派继承宋元文人画之长,开创了传统文人画和市井文化雅俗相融的一代新风。经历了明初政治打压的苏州文人,以孤傲的心性不愿再混迹于官场,于是修身养性、放浪情怀,寄情于山水、田野和市井,追求宁静、高远的画风。
这种文人的意识和修养,对当时的苏式建筑和苏作工艺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指导作用,也影响着普通市民的心性,使苏州的造物带上了文人文化的印迹。南京博物院藏明万历年间的书桌上镌刻的“材美尔坚,工朴而妍,假(借)尔为冯(凭),逸我百年”的四言诗,就表达了文人的心迹。
皇室工程和官府作坊的影响和带动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香山帮”一代泰斗蒯祥曾于明永乐年间带领工匠群体晋京营造了众多皇室重大工程,如天安门、午门和乾清、坤宁两宫;明正统年间,又策划领导重建三大殿、五府六部衙署及御花园建造,皇城中文武诸司的营建也大多出于他的擘划,先后被授职“营缮所丞”和工部左侍郎,食从一品俸禄。由此带动了“香山帮”营造技艺的更臻完备。
北宋崇宁年间,朝廷就在苏设立造作局,南宋建炎元年(1127)又设织锦局。明洪武元年(1368),朝廷在苏设织染局,洪武元年(1368)又设织杂局,止于天启七年(1627),历时259年。清顺治三年(1646),朝廷在苏重设制造局,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历时260年。由工部掌管的官营作坊和内务府掌管的专供皇室的作坊从全国征调工匠,其中有大量的苏州工匠。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准许轮班工匠全部征银代役以后,应班工匠有机会进入民间。清顺治二年(1645年)匠籍制度被彻底废除,工匠拥有了自主权。
明清两朝宫廷工匠制度的变化,极大地刺激了工匠们的创作热情,也带动了苏州民间制作工艺的提升和完善。
明中叶以后,伴随着商业化渗透,苏州从官宦、商贾到市民的思想和生活观念发生变化,对生活艺术化的向往,对流行时尚的追求,促进了苏作吸收他人长处,不断创新的意识。各地流寓苏州的工匠带来的工艺文化融合到苏州文化的各个层面。
苏作与徽作在建筑及装饰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流寓苏州的徽州工匠将徽派砖雕的雕镂风格及人文特色带到苏州,使苏作砖雕和徽作砖雕在形制与工艺上有不少共同之处。
苏式家具引入我国北方家具的一些长处,如明代以来苏州地区木工惯用的两个家具构件矮老和卡子花(矮老即用于辅助支撑台面框的短柱,卡子花即带有装饰的矮老)就是吸收了北方的优点。
又如苏州木雕吸收金华木雕以写实手法运力奏刀的特点,改变了本地雕刻花木叶子筋脉从叶头刻起为从叶根上刻起的方法,再如从各地建筑雕刻上的“结子”变化出百吉、如意、花篮等几十种雕刻图案与装饰方法,等等。
苏式建筑和苏作工艺是苏州地域特定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的产物。
这种人文是以人为本,在人创造文化,文化向人生成的长期历史积淀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精神,既是文化艺术风格特色的外在标志,也是文化主体人格通过艺术语言的外在表现,深刻地折射出锦绣江南的历史、人文、民俗、审美和技艺等多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无愧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