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一展打卡近百处考古遗址！

　　提起青铜器，也许不少人脑海中立即浮现的是通体呈暗绿色的文物重器，但在历史的长河中，青铜还有一个浪漫优美的名字——“吉金”。古以祭祀为吉礼，故称铜铸之祭器为“吉金”。如今，经过数千年岁月变迁更迭，一件件或精美、或拙朴、或独特的青铜器，穿越时空连接古今，将先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焕发着灼灼文明之光。

　　5月26日晚，华灯初上，一场关于西南地区青铜器的盛宴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启。伴随着八声铿锵有力的击鼓声，一场豪迈昂扬的太阳鼓乐舞在陈列馆中上演。来自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近30家文博单位的业内人士齐聚，见证了这场青铜盛宴的来临。

　　当晚，“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盛大启幕，该展于5月27日正式面向观众开放，并持续展出至8月27日。展览集结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5省区市32家文博单位的精品文物294件/套，以先秦至秦汉时期的青铜器为代表，涉及考古遗址近百处，讲述中国西南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演变格局。

　　“此次展览，为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展品数量最多、文物等级最高的西南地区青铜文明专题展。”展览的执行策展人杨建华介绍。而在展览正式开启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通过直播的形式率先探展。数据显示，该直播在封面直播客户端、封面新闻、封面新闻视频微博、手机等平台播出，全网观看量共计52.3万。

　　“打卡”近百处考古遗址

　　领悟神秘的西南青铜文化

　　来自三星堆遗址考古新一轮发掘出土的铜扭身跪坐人像，有着长长的发髻和奇特的姿势；盐源老龙头遗址的青铜马车，是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三轮马车实物模型之一；来自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的“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和“滇池长印”封泥，实证了西汉政府对云南地区实施的有效治理……

　　漫步在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馆负一楼临展厅，从这些造型独特又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青铜器旁走过，似乎穿越了时空，聆听到古老的文明回响。当目光从一件件精美的文物上拂过，再细看出土文物的遗址时，观众更会感到惊讶，因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跟随文物“打卡”了近百处考古遗址。

　　“本次展览从中国西南地区的宏观视角出发，选取了各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杨建华介绍。从展厅的序厅走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川渝地区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更有城坝遗址、盐源老龙头遗址等考古遗址的珍贵文物亮相。观众还能领略到云南地区的晋宁石寨山墓地、江川李家山墓地、晋宁河泊所遗址等考古遗址的风采。此外，还有贵州地区的赫章可乐遗址、威宁中水遗址、普安铜鼓山遗址等，广西地区的罗泊湾汉墓、合浦汉墓群等。其中，不乏历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和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是“考古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见证。

　　“‘吉金万里’这个展览名，我觉得非常恰当，展览反映了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长久文化联系和文化纽带关系。”观展时，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李水城说。他直言，西南地区由于民族众多，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地貌多样，使其孕育出非常奇特的文化面貌，也有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文化特色。“除了三星堆之外，我们看到的夜郎文化，滇文化，广西地区的八桂文化、百越文化，都有非常独特的一面。”

　　同时，李水城也强调，这些地区的青铜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在接受文化影响时，他们也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具有独特文化风貌的古代文物。它虽不同于中原地区，但是有着文化血脉上的、深深的纽带联系。通过这次展览的大量文物，可以充分显示出这一点。”

　　而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看来，西南青铜器作为中国晚期青铜器的代表，其补充、完善、延承了中国青铜时代和中国青铜艺术。“展览集中展出了西南地区这样多的青铜器，向我们展示了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从发展到高峰再到衰落的过程，而这个高峰期和中原青铜时代是不同步的。”他说，当中原的青铜走过了高峰，四川的巴蜀文化才达到了顶峰。而当中国主要地区的青铜时代基本结束了以后，在云南地区的滇文化、石寨山文化、哀牢文化才发展到了文化的高峰。

　　写实风格、“套头葬”葬俗……

　　一次解锁西南地区青铜时代

　　在史书中被称为“西南夷”的地方，究竟创造过怎样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在展厅中，随着展览“序厅”“川渝地区”“云南地区”“黔桂地区”和“融入华夏（尾厅）”的五个单元依次走去，就能体会到一次“解锁”川、渝、滇、黔、桂的青铜时代，感受到不同地区独特的文化面貌。

　　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的铜人面具，其宽颐广额，面庞夸张，凸目大鼻阔耳的典型特征，体现着古蜀先民对自然万物与人神世界的理解与思考。相较之下，来自云南李家山的青铜器则风格写实，表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譬如在展厅显眼处亮相的纺织场面铜贮贝器，器盖上铸十人组成的纺织场面，表现了一位贵妇监督一群女工用原始的腰机艰苦织布的场景。

　　“云南省博物馆这次参展的文物有23件/套，主要时期从战国一直到东汉初。云南的青铜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写实，其用非常生动的青铜铸造艺术，展现了当时滇人的生活场面、战争场面、劳动场面。历史书上对滇国的记载特别少，这些青铜器让我们看到2000年前生动的历史画卷。”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说。

　　同时，展览中还有25件/套来自贵州省博物馆的文物，其中来自赫章可乐遗址的出土文物，刷新了不少观众的认知。该遗址是贵州地区规模最大、遗存最丰富的战国秦汉时期遗址，发现了目前国内仅见的“套头葬”。展览中展出的敞口大双耳釜，釜口保存有“套头葬”及发钗遗迹。

　　“从贵州的地理位置来说，它处在川渝桂的地理中间。从历史上来说，它一直是民族迁徙、族群迁徙和商旅往来的重要通道。所以它既有比较独特的地域文化，又受巴蜀和南越的影响，体现出一种融合创新又多元的文化元素。”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向青表示，从青铜器来看更多体现了当时夜郎尚武的风俗，器物中兵器偏多。“还有此次带来的文物饰品，也体现了当时爱美的生活习俗。”

　　文物的美令人目不暇接，观众除了感叹先人超前的智慧和手艺外，也能体会到策展团队的“小巧思”。譬如在展区色调的选择上，序厅和尾厅提取了青铜器原有的色彩——金色作为主色调，以沉浸式多媒体为主视觉，首尾呼应，共同展现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程；展览主体部分则分别提取了川渝代表性器物的吉金色、“彩云之南”的云山蓝、黔桂山脉的石绿色作为主色调，引导观众领略西南各地独特的青铜文化风貌。

　　此外，展览以文物线描图为基础，通过多媒体视频及投影让青铜器上繁复的图案“动起来”——再现当时战争及宴乐场景，热闹非凡，描摹出那个时代的剪影。而展墙上《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历史文献中关于西南地区的记载，也让观众在历史记载与文物实证的交相辉映下，更加透彻地领悟神秘遥远的古代西南青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