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家文化中的天人观

　　儒家以一种“入世”的心态，确立人依于自然、顺应自然的伦理，是为了使农业社会稳定并设立理想的人际秩序，虽然还是讲求天的权威，指出天是永恒不息的，但儒家学派同时又说天不是绝对的神、不是绝对超越性的精神实体，天是有意志和权威性、主宰性的，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有机统一。

　　“天人合一”乃是儒家文化的根基，这里所谓的“合一”的基本内涵，即是人与自然、万物一体。孔子最早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他對于“天”表现出一种极强的敬畏之情，在君子的“三畏”中，“天命”位居第一。我们结合孔子诸多言论和实践行为可以发现，他对于“天”有一种非常积极、肯定的态度。之前已经说过，在孔子那里，“天”不仅仅是有自然之天的意思，还被赋予了一种“神”的含义和敬畏感，天是有意志和权威性、主宰性的，孔子那里的“天”可以生育万物。其次，结合杨伯峻先生的观点，《论语》中那么多关于“天人”的言论可以证明，孔子十分重视天人关系，正如“巍巍乎！惟天为大”（《论语》泰伯篇），“天”早已超越了那个客观存在之天的意涵，而是某种终极的价值和意义，带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而真正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肯定天道与人性的统一性，人性源于天性，也是儒家的天人合一的基本含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系辞》）这样的名言警句也说明了天道与人性贯通以及天的神圣博大。但是，与道家不同的是，儒家肯定人为，要求对“天”加以利用，例如荀子站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要求“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他意识到自然有规律，并提出改造自然，但忽略了对自然的研究。

　　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天人感应”“道之大原出于天”等观点，继承了先秦天人观，以法天为一切标准、准则，天以符瑞或灾异为奖惩，王朝应顺应五行，“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天比君王更至高无上。到了宋代，张载提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西铭》），不仅天人相通，道家“混沌”与自然无为思想也被引入，人、道德标准与自然界都依同一规律运行，人性是天道，而天人协调也是最高境界。而笔者认为，唐朝刘禹锡最清楚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刘禹锡《天论》上篇），看到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着重强调人可以用“天”。

　　此外，“天”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安排着四时运行与万物生长，这种生长之意，不仅是对大自然的生命意义的诠释，也与人的生长繁衍有紧密的联系。比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篇），把自然与仁、智这两种德性联系起来，体现出自然与人的生命存在息息相关。但同时又强调与天、神保持一段距离，要“敬而远之”，不能十分亲近——在孔子那里，“天”固然还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天可以干预人事，主宰万物，但他已将注意力集中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层面了。对天、对神固然需要“敬”，但是这种“敬”是出于一种精神的寄托与慰藉。之所以要保持距离，则是因为不能完全让天地鬼神来干预甚至决定人事。一句“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篇），就说明孔子要求人的行为举止要符合、匹配天，而不是仅仅对“天”有一种迷信和敬畏的态度。最后，天最终是可以被人类认识的，正如“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篇）。

　　说到这里，就还需说说鬼神观。儒家那里的鬼神正好高诱所说：“天神曰神，人神曰鬼”，《礼记·祭法》也说道“人死曰鬼”，所以鬼神的本质，其实也是天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篇），所以儒家对于鬼神的态度，就停留在“敬”的层面。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天”与人的联系。之所以对天和鬼神保持敬畏的态度，不是一种宗教信仰以及对神的权威、力量的迷信、害怕、妥协，而是一种道德上的修养，最终是为了实现“至善至仁”。再有，和鬼神有关系的“巫”，是一个神圣的角色，它可以沟通天与人，同时又断绝了人与天直接沟通的可能性。最早的巫和“王”是一体化的，这就保障了王权的神圣性，只是在周朝末年，这个角色被圣人取代了。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出孔子的鬼神观，实际上也是他天人观的一部分，最终还是体现了天与人的关系问题。

　　然后，说到天人，就必须要探讨一下“德”的问题。在儒家那里，德本身就是连接人与天的桥梁，天人关系就是通过道德实践去认识天命，比如“以德配天”“天生德于予”等词语。所以，天的主宰性还表现在天去监督、鞭策人的道德实践、行为规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篇）。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篇），要想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就需要对“天命”有充分的认识。而要想认识天命和提升道德，又需要人的自身努力：“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