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传统民居文化探析

　　蜀道传统人居环境景观是民众为安身立命而长期进行生产生活实践创造的成果，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相互作用的产物，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厚哲学文化。本文运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通过研究蜀道传统人居环境景观，洞见蜀道沿线不同区域基于不同的具体环境形成不同的人居文化特质，深入挖掘其中蕴藏的华夏传统农耕文化给养和诗意内涵，以期为当下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般认为，在先秦时期秦惠文王“五丁开山”之前，蜀道就已成为关中和巴蜀之间的交通要道。蜀道自古就是连接南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重要桥梁，是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多元文化在此相融共生，形成了多姿多彩、灿烂辉煌的蜀道人居文化。

　　要研究蜀道传统人居文化，就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相关史料，深入开展实地田野调查，分析人居景观类型特征，从而较为客观完整地阐释其审美特性和文化价值，以准确地再现历史上蜀道人居环境的景观意象，阐释蜀道人居文化的重要历史和文化意义。自古以来，历代文人骚客吟咏着蜀道沿线关中、秦巴、蜀地等文化区域的山水人居，寄情于景，寓理于物。这些出自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诗文，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关于蜀道，尤值一提的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沿蜀道考察后，著有《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本文简称《日记》），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沿途的地理环境、建筑特征以及沿途所见土著、流民、商队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蜀道不同路线与节点的景观风貌和人居文化进行了比较。还有，历代中外学者张佐周、伯斯曼、穆尔、南怀谦、鲍耶尔斯基等拍摄了大量蜀道乡村人居景观照片。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

　　蜀道主要线路涉及今陕西、四川、甘肃等省区。经过历代的推进发展，蜀道具体线路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北四南三”线路格局，即以汉中盆地为中间站，将蜀道分为南北两段，北段以西安等城市为起点，越秦岭抵汉中，从西向东主要有故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南段从汉中始，向南翻越大巴山、米仓山，最终到达成都等地，主要有三条道—西为金牛道、中为米仓道、东为荔枝道。尽管处于相同的时代背景下，但因区域地理和政治环境的不同，蜀道沿途人居环境景观既有城乡之别，亦有区域之异，呈现出“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风貌状态。

秦巴山区南部地区江畔村落鸟瞰图

　　1、蜀地传统人居环境景观的乡土底色

　　《礼记·康济录·盐铁论》有云：“农，天下之大业也。”《晋书·齐王攸传》亦云：“务农重本，国之大纲。”由此可见，农业对于华夏文明形成的重要性。究其根本，是先民所处自然环境直接影响着其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其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中国传统社会耕读文化源远流长，由先秦萌芽，经过孔子、孟子等一批思想家助推，及至汉朝创建“耕读型”国家后，历代王朝沿袭汉代的治国方略，推动耕读文化与耕读教育持续传承。两千多年来，无论是封建社会士子、落榜考生半耕半读，“啸歌弃城市，归来事耕织”的隐士在乡耕读，抑或读过私塾的农庄主、较富裕的“自耕农”耕而向学，还是底层农民期盼后代通过读书走上仕途、改变命运，都助推“耕读传家”成为受认可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

　　在这样耕读传家的思想文化影响下，大多数乡村里的知识分子都过着田园耕读生活，平日在地里耕种劳作，闲时则读书写字、舞文弄墨。生活在蜀道沿线或是曾经途径蜀道的文人墨客常会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感受体验，以诗文等形式描写蜀道风光，积石、深谷、栈道、落泉、蜀门、江水、松龙、雪岭、锦城等都曾是他们描写的对象。“乡茔宿草荒春雨，蜀道疏林澹夕晖。”（王佑诗《先祖父讳日宿青城哀感》）“易觉锦城销白日，难歌蜀道上青天。”（薛田《成都书事百韵》）“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李白《蜀道难》）诸如这些传世佳作，都是我们研究蜀道人居文化的重要素材。这些文学作品背后所呈现的正是蜀道人居环境，蕴藏着蜀道人居文化之源。李白有诗云：“秦开蜀道置金牛，汉水元通星汉流。”诗中所提及的汉水，正位于蜀道沿线最为险要广袤的秦巴山区。除了汉水，渭水、洛水、白龙江等诸多水系均发端或流经于此。古代的农耕文化，均发轫于水系岸线，进而扩大蔓延，弥漫于整个水系流域。关中、秦巴、蜀地的很多考古遗迹均证实了该地区的传统农耕社会属性。

传统蜀道

蜀道人居

　　关于晚清蜀道人居环境情况，在李希霍芬的《日记》里有更详细的描写和记录：“这条山溪以及所有其他山溪的水都用于推磨—这里有最白、最细的面粉和最好的面食—和用于浇灌分布在山谷边缘的稻田。五里外是马营镇，叛匪将这里的一切毁尽，但人们之后仍旧从山中回来，用木材和黏土依原样重建房屋。……马道—我们的目的地，是个客栈和小商店林立的集镇。……城市就是彻头彻尾的城市，自行产生，为的就是将该地区的贸易和手工业融入其中；而农村，只种地。”《日记》所记载的蜀道沿途的山林、河流、农田、矿厂、集镇、街市等诸多社会景象都是当时农业、工业、商业文化的具体表征。由此可以看到，蜀道传统人居环境景观是乡土性的，充满乡土气息的。所以说，以农耕为主的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底色。正如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里所陈述的那样：“中国社会生活永远仰赖农业为基础，因此文化也应该永远不脱离农业文化的境界，只有在农业文化的根本上再加绵延展扩而附上一个工业，更加绵延展扩而又附上一个商业，但文化还是一脉相承，它的根本却依然是一个农业。”

　　2、向地而生思想影响下的人居环境

　　中华文明始于农业，发于农耕。农村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农村，种地是最基本的谋生办法。在传统社会，对于身处底层的民众而言，靠天吃饭、向地而生是延续其家族血脉与希望的重要途径，由此不断夯实了传统社会的农耕文明基础。同时，在底层社会，普通民众更重视实际，讲究经世致用，从而形成了重视和学习技术的风气。古来有一句俗语：“天干饿不死手艺人。”这便是底层民众对生存经验的高度总结，反映了一种普遍价值认同。

　　在这种向地而生的思想文化影响下，人居环境景观基本遵循着生成—发展—衰落的动态演进规律发展着，并基本形成了关中、蜀地、秦巴三大文化区域。当然，同时受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蜀道上不同区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对人居文化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晚清时期，关中地区天灾与人祸并重；就蜀地而言，天灾更甚，人祸次之；秦巴山区北麓的城市与集镇部分地区受人祸影响严重，天灾对其影响不大，至于秦巴深山老林，则受天灾人祸影响均较小，是下民的生存“洼地”。由此，在不同地理环境和社会形态影响下，关中、蜀地、秦巴三个区域便发展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人居环境景观。

　　在关中地区，李希霍芬所见景致往往有些破败：“华州城里已没有房子了。长长的黏土城墙里面只看得到废墟和田地。人们迁回来住的时候都不愿住在城墙以内像监狱一样的城里，西门旁边因此形成了一个有生机的集镇。……咸阳县基本被毁。这是个大县，沿河绵延。路从东门穿西门而过，沿途十分热闹。”由此观之，关中地区特别像是处于战后状态，亟待重建以焕发新生。

　　至于秦巴山区，李希霍芬则看到了另一番景象：“这些人逃到汉中府，特别是到山里开荒种地。……这里的村庄保持得比陕西的好，客栈不再像那里的那么简陋不堪。这里仍旧有成群结队的逃荒的人走过，他们都是因为物价高涨而被迫离开四川的—基本都是一大家人一起走。……所有的人都是去汉江山谷的，有钱的到那里买地种，没钱的去做点小买卖。”显然，这里就像一个海纳百川的大集镇，容纳了土著、流民、商队等各色人群，他们在这里耕种劳作，重建家园，孕育着无限希望。

　　而在蜀地高山峡谷，李希霍芬却见到了另一番更为宁静祥和的景象：“房屋和村庄仍旧分散，很少构成封闭的村庄。居民格外的好，也不胆怯，总是那么友好殷勤—这是中国最好的人。……山谷里很少看到封闭的村庄，许多都是分散的农庄和小群的房屋，很显眼的是种着几棵树和几丛竹。……他们分散地生活在数不清的房屋群和单独的农庄里。”在这里，小微农耕社会与集镇生态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人居环境与社会风貌接近于古人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和谐致美”的理想状态。由此观之，蜀道沿线的关中、秦巴、蜀地三个区域的社会风貌与景观风物，恰恰像传统社会征服—开发—繁荣三大阶段的缩影。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区域人居环境景观总体风貌相近，同时区域内的不同地方又有细微差异。比如，秦巴山区北部与关中地区关系密切，人居环境景观类型特征与关中地区的契合度高；中部与汉江流域下游地区关系密切，人居环境景观类型特征与湖湘、两广地区的相似性高；南部与蜀地关系密切，人居环境景观类型特征与蜀地的融合性强。由此愈加证明，虽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下，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居环境景观亦呈现出因地制宜、相融相生的特点。

秦巴山区南部青林口古镇一瞥

　　3、蜀道人居文化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创造

　　从根本上说，一切生命都是自然的产物。以类而言，一切生命皆是自然界进化过程的产物。优胜劣汰、趋利避害是生命进化过程的基本法则。人类自觉趋利避害是在不断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反应，是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的结果。不过，尽管人类能自觉趋利避害，去选择适应自己生存的小环境并学会改善生产生活中的微环境，但无论如何都无法脱离其存在的自然大环境及社会大背景。于是，中国古代社会便推动了“道法自然”等思想的形成，其实质正是趋利避害思想在面对现实无奈下形成的衍生产物。

　　在生产力低下的传统社会，蜀道沿线大部分地区都相对偏僻，广大民众的生存发展只能“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尤其是晚清社会动荡不安，对于底层民众来说更是如此。随着晚清赋役不断加重和动乱陡增，关中、蜀地等大量流民进入秦巴山区，过度的刀耕火种造成了森林植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旱涝频繁，民众过着朝不保夕、食不果腹的日子，连基本的温饱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奢望。所以，无论哪个村落都规模不大，且村落分布零散。为了避免天灾人祸，村落一般都选择在傍山高坡上修建，依山而筑，盘山修路。所以，棚屋在秦巴山区多有出现。因山林多“棒客”，棚屋一般建在山坡的旁边，或架在大树之上，尽量确保居住安全。在相对和平的岁月里，山民也会根据家庭情况进行房屋拓建，在棚屋附近营造生土房屋。秦巴山区中北部地区夯土墙茅屋较多，南部地区则编笆抹灰泥墙茅屋较普遍。这主要与当地的社会治安、经济条件等有着重要关系。毕竟土木结构房屋的体量、规模更大，其建设工程量、所需劳动力等都比棚屋多得多。秦巴山区现存的生土民居及废旧遗址依然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房屋营造过程中基本的场地关系，如背山面水、负阴抱阳，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人居理想追求。

秦巴山区南部“四合头”民居院落

　　相对于秦巴山区而言，关中地区和蜀地的民居又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发展相对稳定，品质整体较高。比如，在关中地区，人们创造了大量的窑洞和四合院民居，体面而庄重。尤其是西安附近的合院民居的檐口、屋顶、门窗上还会有装饰，显得大气华丽。又如，蜀地的“一字形”“曲尺形”“三合头”和“四合头”民居则普遍呈现出一种宁静祥和之美。尤其是临近成都附近往往以“四合头”院落居多，还分布着一些更加大型的士绅院落，饶有气韵。由此可以看到，关中地区和蜀地人居彰显着道法自然、和谐致美等人文特质。

　　从李希霍芬的《日记》等相关资料对蜀道人居环境景观的记载不难看出，蜀道沿线地区人居环境景观的萌芽、发展、变迁、成形，均离不开生产力发展、阶级产生、人口流动、族群聚集等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蜀道沿线地区人居环境景观正是历代民众对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适应、改造、传承和发展的结果。蜀道传统人居文化延续了华夏人居文化之传统，吸纳了三秦巴蜀大地之精华，赓脉续新，贯古通今，一直影响着蜀道沿线人居环境景观的形成和发展。通过调研可以发现，今天的蜀道人居环境景观依然在遵循传统中变化发展，并展现出新时代的新风貌。我们有理由相信，蜀道传统人居文化在传承发展中必将历久弥新，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