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蜀道沿线人居环境景观文化探析

　　历史上，蜀道在先秦惠王时期就已成为关中和巴蜀地区之间的交通要道，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蜀道是广义上连接南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是促进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多元文化在此相融共生，形成了多姿多彩、灿烂辉煌的蜀道文化。

　　蜀道的区位条件特殊，自然资源丰富，从而促进了沿线区域人居文化、商贸文化的繁兴。正因其经济文化繁荣，此地遂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地黎民百姓多次惨遭浩劫。于是，此地为人口迁徙提供了天然“豁口”。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不断有外地人口向此地迁徙。史料记载最为详尽的是清康乾时期的“湖广填川”人口大迁徙，推动蜀道沿线地区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人居文化。受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影响，蜀道沿线地区形成的人居环境景观类型丰富多样，堪称“活的人居景观博物馆”。

　　近现代以来，因为诸多原因，蜀道沿线许多历史遗迹被毁。但这并不影响蜀道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历史地位和意义。通过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相关史料，深入开展实地的田野调查，分析人居景观类型特征，仍能较为客观而完整地阐释其审美特征和文化价值。进入新时代，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空前重视，川、陕、甘三省联合申报蜀道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这对于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蜀道来说，既是机遇，亦是挑战。据了解，蜀道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前期工作进展顺利。

　　研究晚清蜀道文化的重要依据便是李希霍芬的《中国旅行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日记》记载了他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经过蜀道沿线时所见的景观风物。以该《日记》为主要依据，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和照片等，对晚清蜀道人居环境景观进行专项研究，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些研究成果将继续助力蜀道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

　　晚清蜀道人居环境景观的区域分布

　　蜀道主要线路呈“北四南三”的基本格局分布，即以汉中盆地为中间站，可将蜀道分为南北两段，北段以西安等城市为起点，越秦岭抵汉中，从西向东主要有故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南段从汉中始，向南翻越大巴山、米仓山，最终到达成都等地，主要有三条道—西为金牛道、中为米仓道、东为荔枝道。“北四南三”构成了蜀道交通网络的核心和主干，联结这些主干道路的还有难以数计的分支道路。

宗祠

　　以李希霍芬从西安到成都考察沿途的相关地区为研究对象，依据相应地区的地理环境特征、历史时空关系、地理文化类型等，可将蜀道沿线分为关中、秦巴、蜀地三大区域。对蜀道沿线地区的民居、驿站、栈道、桥梁、关隘、石窟、石刻等文化成果进行分类整理，借助以图证史的方式，可基本还原晚清时期蜀道人居景观存在的方式、形态。

　　总体来看，蜀道覆盖范围大，外溢范围广，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致使关中、秦巴、蜀地三大区域的风景风物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晚清关中、秦巴、蜀地区域的村落景观比较分析

　　晚清时期，不同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影响了关中、秦巴、蜀地三大区域村落景观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晚清时期，关中地区天灾与人祸并重；蜀地天灾严重，人祸次之；秦巴部分地区（主要集中于秦岭北麓的城市与集镇）人祸影响严重，天灾对其影响不大，而被世人称为“蛮荒之地”的秦巴深山老林，则受天灾人祸影响最小，堪称“生存洼地”。如此，关中、蜀地、秦巴三个区域便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人居环境景观。正如《日记》中所记载的那样：“四川的风景和人物迄今为止都让人觉得无可挑剔。风景十分诱人，长满灌木的丘陵向北靠着陡峭的大山，再往北耸起几个又高又险的圆顶山峰。人们举止娴静有礼。我在中国旅行唯独在从西安府到这儿的路上所受的骚扰最少。然而这些都是山里的居民，到那些大的山谷里可能就不同了，像在汉中山谷里人们的好奇已经开始显现了。这里的村庄保持得比陕西的好，客栈不再像那里的那么简陋不堪。”

　　尤值一提的是，研究蜀道沿线人居景观，秦巴山区绝对是最值得关注的区域。这里的社会人口组成复杂，世居民众、新移民、流民等均齐聚此地，繁衍生息。他们创造的民居建筑，形式丰富多样，散发着不同的民俗和乡土气息。因而，有人称这里是一座天然的“生态民居建筑博物馆”。

川西徽派融合式居民

　　（一）自然环境与场地

　　交通线路的建设和发展，全然依赖人为力量的创造和推动。就蜀道而言，其出现与发展固然有统治者的功劳，但当地民众亦功不可没。尤其是蜀道沿线地区人居环境景观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民众的建设与营造，是当地民众对自然环境选择与适应的结果。一个地域的人居景观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存在的场地有着密切关系。

　　对于晚清蜀道沿线的村落景观而言，其与自然环境、存在场地的具体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蜀道沿线自然环境适于村落景观形成与发展。根据关中平原、秦巴山区、成都平原的相关考古发现来看，蜀道沿线存有华夏文明较早的人居文化遗存。由此可以推断，这片地区适于人类居住。具体分析来看，关中地区属于北方地区，整个地区冬季寒冷，四季分明；蜀地属于南方，四季分明且冬季相对暖和；秦巴山区地处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处，兼具南北地理环境与气候特征。整个蜀道沿线的自然环境与气候呈现自然过渡的特征，适合人类生产生活与繁衍生息。事实上，关中、蜀地以及秦巴山区内的汉中平原地区历史上曾人烟繁荣，一直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其次，村落景观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受场地关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作为村落景观构成的主要元素，民居宅院的建设总要受场地空间、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等各种因素制约，尤其是在关中与蜀地区域，因人多地少，受制约因素更多。整体而言，关中与蜀地的村落景观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富有更多的人文特色；较之于关中与蜀地，秦巴山区的民居建筑与村落景观的营造原生性更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更低，因而村落景观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度更高。再次，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对村落景观形成与发展影响不一。关中、蜀地以及秦巴山区的汉中盆地，整体地势平坦，水源充足，为当地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提供了天然资源。在大环境良好的情况下，当地民众可以依靠现有资源，通过辛勤劳动过上自给自足的幸福生活。在国泰民安的时代，他们确实为社会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创造了不朽的文化。但是在动荡年代，当地民众则屡遭侵袭，民不聊生，往往被迫迁徙至山高路险、杳无人烟的秦巴山区谋生。所幸秦巴山区给予了流民最大程度的包容与接纳、滋润与给养，让他们在这里重新安居乐业、繁衍生息。

碉楼式吊脚楼

　　（二）建筑式与装饰艺术

　　建筑样式和装饰艺术构成了传统村落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样式是区域建筑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特征表现，装饰艺术则是当地审美文化的重要载体与具体表现。在不同区域，建筑样式和装饰艺术受当地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影响不同而表现各异。

青城山山地建筑

　　首先，不同区域的建筑样式相异。建筑样式的形成与发展受地理环境、气候特征、经济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尤其是受当地匠作文化的影响颇深。正是在综合因素作用下，人们创造了适应当地环境的民居建筑形式，并使之得以传承与长期发展。关中地区的村落里有《日记》里所记载的窑洞民居和“四方匣子”。窑洞是关中地区民众依地就势凿洞而居形成的一种传统民居建筑形式，主要包括了崖壁窑洞与地坑合院窑洞两种建筑样式。“四方匣子”即指合院民居，以土木结构和砖木结构为主。西安附近的合院民居均为瓦顶结构，其檐口、屋顶、门窗上均有装饰，尤其墙饰颇为讲究，砖雕、石雕大气华丽，富有秦晋之风。然而因其屡遭战乱，最终沦为了废墟。当然，不能因为其毁于战乱而否定其历史价值和意义。与关中地区相比，蜀地村落景观更具有大地景观特质。如李希霍芬所言，蜀地较少有像北方一样的大型聚落，更多的是敞开式单家独院，并分散于大地之上。蜀地村落中的民居建筑以“一字形”“曲尺形”“三合头”和“四合头”民居为主。不同建筑样式存在的多寡与当地经济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如靠近秦巴山区的民居建筑以“一字形”“曲尺形”房屋居多；临近城市，尤其是成都附近的乡村，则以“四合头”院落居多，甚至分布着能容纳下数百间房屋的大型士绅院落。秦巴山区的民居建筑样式更为丰富，不仅包含关中、蜀地的常规传统院落建筑样式，还包括了碉楼与杆栏式建筑样式，甚至还有独特的客家移民建筑样式等。可见，关中、蜀地、秦巴三个区域的建筑样式分布总体呈现一定的稳定性和兼容性。

　　其次，不同区域的建筑装饰艺术有所差异。在晚清时期，关中平原城乡几近被毁，建筑样式与装饰艺术颇为讲究的关中民居不复存在，唯有偏远地区的窑洞成为当地民众避难的重要场所。因此，在晚清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关中地区窑洞民居的建筑样式基本得到了保存和延续，但受营造材料和经济投入的限制，当时的窑洞民居鲜有装饰，主要体现出了一种原生态的自然美与素朴美。对于河堰灌溉和未受战乱直接影响的蜀地来说，村落民居建筑的完好程度和总体风貌往往优于关中地区。不过据《日记》记载，蜀地乡间民居以夯土墙、茅草顶为主，房屋仍然鲜有装饰。清代的蜀地受朝廷移民政策与自然灾害的影响，人多地少，生活落魄者众，导致大量流民举家迁至秦巴山区，在那里守土安居。秦巴山区成为世居民众、新移民、流民共同混居的地方，因而这里形成了大量不同风格样式的民居建筑。自然，就其建筑装饰艺术而言，则存在较大的差异，甚至走向两极分化，如流民居住的房屋十分简陋，多为棚屋或窑洞，根本谈不上有何装饰艺术；而汉中、广元、梓潼、绵州等邻近蜀地的广大乡村中有大量雅致的民居存在，其中部分合院民居为砖木结构，门楼、挑梁、檐口、屋脊、门窗、室内陈设等都呈现出明显的装饰艺术特征，审美水平较高。

福海楼

　　（三）营造材料与营造技艺

　　营造材料是民居建筑营造的重要物质基础，营造技艺则是建筑样式与装饰艺术形成的主导力量。晚清蜀道沿线的村落民居建筑营造材料以生土、土坯、木料、砖、瓦、茅草、秸秆等为主，营造技艺以夯筑和砌筑为主。当然，不同地区的民居建筑因经济投入、地理环境和营造传统的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

　　首先，蜀道沿线村落景观的营造材料大致相同。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处于农耕文明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同时受“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乡间民居建筑的营造材料与建筑技艺千百年来代代传承。所以，长期以来，各地都保持着自己最基本的居住传统。晚清时期，关中地区村落民居以窑洞与合院为主，其营造材料以生土和砖、木为主。简易窑洞的营造通过挖、掏并削除所需空间中的生土即可完成，再装上门窗则可完善成居。合院民居的营造则较为复杂，仅墙体就分为夯土墙、土坯墙、砖墙等多种，其顶部则大都以筒瓦顶为主，仅有部分矮小合院采用茅草顶。与关中地区不同，蜀地村落民居建筑营造材料则以生土、木、竹、砖、瓦、茅草、秸秆为主，营造材料明显更为丰富，同时其建筑样式也显得更为精巧雅致，比如，“一字形”“曲尺形”“三合头”和“四合头”民居都是最好的例证。至于秦巴山区，其北部村落民居营造材料及营造技艺与关中地区接近，而中南部地区则与蜀地接近。当然，基于本地的资源优势这里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比如，独具一格的吊脚楼、碉楼等建筑形式。

　　其次，蜀道沿线村落景观营造材料在不同区域的民居建筑中的占比不同。关中地区乡间窑洞民居建筑主体基本全为生土结构，门窗为木材结构；砖木结构房屋主体一般为石材或青砖结构，墙体以青砖、土坯为主（部分土坯墙会用拌草黏土抹平，再用石灰粉饰），门窗为木材结构；土木结构房屋主体乃就地取土夯筑而成，门窗仍为木材结构。砖木与土木结构房屋的屋顶通常为硬山顶，支撑材料以木梁与木椽为主，有条件的家庭在屋顶覆筒瓦并置吻兽屋脊，没有条件的家庭则增大屋顶坡度，上覆草瓦。所谓草瓦，就是在屋顶添置茅草或秸秆，再在表面覆盖一层拌草泥即成。较之于关中村落民居，蜀地乡间民居又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比如，当地工匠在营造房屋时会更多使用木材，使之更多体现木质特征；乡间民居亦多茅草顶，但多为悬山顶，且起屋脊与飞檐。尤其是川西民居营造技艺显得较为成熟，穿斗木构架、砖墙（或土墙）、木制门窗、青瓦顶（或茅草顶）等各部结构材质搭配合理、比例协调，让民居建筑显得轻快而雅致。至于秦巴山区，其北部民居建筑样式基本沿袭了关中传统，中南部则融入了蜀地建筑样式特征，使之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四）总体风貌特征

　　首先，晚清蜀道沿线地区村落景观的总体风貌客观存在，并具有一定演进规律。通过《日记》记载内容，再结合外国学者和旅行家当时所拍摄的历史照片，人们能真实地感受到当时关中、秦巴、蜀地三大区域村落景观风貌的变化及其演进规律。但因关中地区城乡人居景观几近被毁，研究对象残缺不全，导致具体规律尚无法被提炼。

　　其次，晚清蜀道沿线关中、秦巴、蜀地三大区域村落民居所采用的营造材料基本相近，但也有细微差别。蜀道沿线上，由北向南，民居的营建材料愈来愈丰富，营造技艺愈加多样化，建筑样式也逐渐由拙朴向轻巧转变。但受经济、场地、环境、气候、材质、技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现有研究资料所限，其具体变化规律仍难以量化和明确。比如甘博、伯斯曼、南怀谦等人拍摄的大量乡村人居景观照片，表现出有较大的相似性，且部分历史照片需要仔细甄别才能辨析出具体的存在区域以及审美特征。因此，想要总结出具体发展和变化规律，目前仍有困难。

　　总体而言，晚清蜀道沿线地区村落景观是多元一体的存在，有着大同小异、较为统一的建筑样式与形态特征，能够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其“和而不同”的景观意象。在村落景观形态方面，关中与蜀地显得相对严整而规律，秦巴地区显得自由而随意，这充分体现了蜀道文化所蕴含的对立统一、相融相生的至简大道。

　　蜀道人居环境景观文化价值

　　作为一条重要的交通和文化线路，蜀道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文化多元。人居环境景观便是其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与独特表征。晚清蜀道人居环境景观是当地民众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根据场地环境、经济水平、技术条件，依据因地、因时制宜原则进行的一场伟大创造实践的重要成果，它既包括了整体性建构和全新性营造成果，又包含了临时性建构和修复性营造成果。

　　整体而言，蜀道沿线地区人居环境景观的存在，符合“生成—发展—衰落”的动态演进规律，并因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不同而有所区别。关中、秦巴、蜀地三大区域的人居环境景观，与自然环境、地域文化、审美特性等密切相关，总体风貌相近，而又有细微差异。总之，晚清蜀道人居环境景观不仅是实用性客体存在，又是饱含丰富文化意蕴的文化性主体存在，极具历史和文化价值。当从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等方面对蜀道人居环境景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道法自然”的生活观、“和而不同”的天下观进行分析时，便可深切领略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人文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