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职人员考勤制度

　　我国古代为官的三大原则是“清、慎、勤”。古代所有公职人员的工作时间与现在“朝九晚五”的八小时工作制不同，整体来说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各个朝代都制定了详细的考勤制度，而且比现代的考勤制度更严厉。

　　一、“点卯”的由来

　　《诗经·齐风·鸡鸣》开篇写道：“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这个“朝”便是指诸位大夫朝觐诸侯，共议一个封国的国事。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就有了“鸡鸣即上班”的传统，往后，这个时段就定型为“卯时”，即早晨五至七时。“上班点卯”的传统也就慢慢在我国古代确立下来。

　　与一些现代单位一样，古人上班第一件事大多数也是“开会”。在中央集权制彻底确立后，皇帝每天早上要举行“朝会”，也叫“上朝”。参会官员是“六部九卿”等，级别均相当于现代省（部）级以上。“朝会”的时间，根据议程多少有长有短，一般多在辰时（上午九时）结束，称“散朝”、“放班”或“退朝”。值得一提的是，五代以后还常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早朝时，皇帝并不上殿直接与百官见面，而是将宰相或首辅等一些重臣召入内殿“开小会”。“小会”开完后，宰相出来，领着百官在殿廷行礼后，宣布退朝。

　　而各级地方机关的上班时间，与中央朝廷相对应，也有先参加长官主持的会议、各自办公的程序。“击鼓升堂”是地方主政官员每天办公的开始；下班也要打鼓，称为“散堂鼓”。

　　无论中央大员还是地方小吏，“早例会”结束后，就回各自的衙门开始办公，直至下班。而有关下班时间的规定，比如，清朝规定春夏申时四刻（约下午四时）下班，秋冬则一到申时（约下午三时）便可下班。这样一看，古代公职人员的日平均工作时长也有八个多小时。

　　二、古代“点卯”的相关具体规制

　　“点卯”制度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贯彻得如此坚决，自然也离不开多种配套制度的支持。

　　众所周知，现代办公场所一般都设有“门禁”。古代也一样，不要说皇宫禁地，就连县级衙署前往往也设有“门籍”。据晋朝士人崔豹所著《古今注·问答释义》记载：“籍者，尺二竹牒，记人之年名字物色，县（通‘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据此解释，古代的门籍是一尺二寸长的竹片做成的，上面写有官员的名字和外貌特征，悬挂于宫门上，等门卫查验后方可进门上朝。这种“门籍”很像现代的“花名册”“点名簿”。

　　唐宋以后，“门籍”为随身携带的身份证明所取代，如唐宋有“鱼符”“虎符”，这既是一种“身份证”，又是上班“工作证”。当然，只有很高官职的官员才有机会使用，而地方上往往只使用普通“门籍”。况且，由于古代各级官府当中一起工作的同僚相互之间很熟悉，且按官阶次序又决定了开会座次，因此，即便没有“门籍”，开会时谁没有到也一目了然。“点卯”如此重要，因此如果有谁迟到或缺勤，中国古代历朝律法也都有严厉的惩罚规定。在古代上班，考勤比现代要求更严格。比如京官，如不能按时上朝，要说明情况和理由，并且在“花名册”上注明，称为“注门籍”。如身体不适，便在名字下注明“病”字。

　　古代官员如果无故不上班或迟到也像现在一样按次数罚钱。唐玄宗时规定“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到唐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再到唐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唐律规定，官吏旷工满35天判处徒刑一年。如果在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官员迟到缺勤次数多了，还有可能被强迫“劳改”一年。

　　正常情况下，官员是必须上班的，特别是在京高级官员，无故不参加例行朝会属于严重错误，相当于现代政治生活中的“违纪”。平常只有出现雨雪这类恶劣天气，或是皇帝主动取消朝会时，早上才可以不上班，即所谓“放朝”。放朝只是取消出席皇帝主持的早班会，但并不是不用上班，官员仍要到衙署坐堂，处理“署事”。至于假装称病而缺勤，在外宴会玩乐的情况，一经发现，往往会受到严重处罚。如宋仁宗时期，当时的右巡使张亿一口气弹劾户部郎中、史馆修撰石中立等33人托辞生病不赴朝会。皇帝一方面下诏警告百官，另一方面宣布，对于那些动辄称病缺席旷职者，朝廷要派医官检验核实。

　　三、严加监督与玩忽职守同在的工作状态

　　中国古代的“点卯”制度及其相关处罚机制看似完备，但在很多历史时期形同虚设，官员“晚至早退，政务废弛”的现象很常见。有的人画过卯就离岗了，甚至不去坐堂上班，如在宋太祖时，便有地方州县官员不到衙门坐堂。因此，宋太祖曾亲发诏书训诫全国上千县令，“切勿于黄绸被里放衙”，意思是，你们千万不要不上班办公，而在家睡懒觉。那么，既然光有“点卯”还不够，必须配套“全天候的坐班状态监督”，以明清时期为例，地方上由地方官吏来考勤；级别高的京官，由主事太监来考勤，迟到、早退的情况，门口值班太监都会登记下来。如果有正当理由和经过允许提前下班的，也要记录下来，以备核查。

　　另外，监督公职人员在岗期间是否胡作非为，也是考勤机制的一部分——在这个方面“以身试法”者同样会“后果很严重”。据《唐会要》记载，唐朝有个名叫张黔牟的大理司直，值班时竟然“以婢自随”，结果遭到举报，挨了处分。

　　虽然历朝历代对考勤都有详细规定，也时不时搞搞“突击检查”，但这些办法都不是十分有效。而在实际审查过程中，古人还是比较重视按时上班，什么时候下班却并不严格，通常是完成当天的工作，就可以下班，并且往往以吃午饭作为一大“分水岭”——许多京城机关都在午饭后仅留一两个官员值班，其余的都回家，只有吏胥书办、役夫勤杂仍坚守岗位。

　　四、古代公职考勤体系的得失

　　古代大部分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国时制定的法令执行力度越来越松弛，对迟到的规定也越来越“因人而异”——如果和上级官员关系好，一般缺勤十几天都不会被追究，而有些“没有门路”的公职人员稍一迟到便被处罚。这种现象既不公平，又亵渎法纪威严，当代的公职人员队伍建设要引以为戒，要依法依规严肃打击因人情因素而引发的考勤舞弊行为，确保所有的缺勤行为都根据相关纪律和法律准则，得到应有的处理。

　　当前，随着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深入，国家对公职人员的管理也越来越严格，因上班迟到、旷工而受到严厉处分的事例不断见诸报端。可能有人觉得纪委管理太严了，处分太重，殊不知与古代对公职人员无故不出勤的种种惩罚相比，当代公职人员因考勤不合格而受到的处分反而显得较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