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文化考古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工作

　　中国古代文化中，可能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比玉文化具有更加古老而丰富的“文明史”意义。玉文化以各种玉器为载体，古代尤其是史前和先秦时代，玉器是精英文化的代表，是中华精神文明甚至是制度文明的物质载体和符号象征，发挥着美化身体、沟通人神、建构秩序、象征权力、祭祀天地、昭示地位、代表财富、蕴含思想等多方面作用。要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特征，不能不对玉文化的产生、发展进行研究。

　　首先，玉文化是中国大地上产生最早、最具有普遍认同的精神文化。9000多年前已经诞生玉文化，早期的玉器原料多为“美石”，如绿松石、萤石等，成品有玦、璜、环、珠等。相关考古学文化包括东北地区的查海文化、新乐文化，黄淮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后李文化，长江流域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高庙文化等。这一时期的玉器不能简单视为“装饰品”，它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崇拜灵物，以“玉”或“美石”及其制成品作为“灵物”。

　　这种“萨满式”的信仰，满足了中华先民“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精神诉求。玉器的晶莹剔透、坚致细腻、温婉内敛，把“通灵”的气质表达得淋漓尽致。加之其藏于山水之中，可遇而不可求，更加强化了神秘性和高贵性。正是因为玉石及玉器所具有的这种神圣性文化基因，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崇奉玉文化的族群。玉的通灵、辟邪、比德、君子如玉等价值观、审美观一直保留到清代乃至当代。我们只要读读《红楼梦》，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人生悲剧中即可体察到那块“通灵宝玉”的无比妙用。

　　大约到了距今6000—5000年间，玉文化已经遍及中华大地。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峡文化、卑南文化等都已拥有成熟的玉文化。5000年前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良渚文化以及此后陆续实现文明化的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等无不拥有精美的系列玉制“礼器”。3000多年前，昆仑山北麓的新疆“和田玉”成为中原殷商王室制玉的珍贵用材。

　　第二，中国玉文化的物质载体“玉器”，从产生时就代表着一种神圣的“精神文明”，此后又逐渐向“制度文明”的载体演化，成为政治文明符号——礼器，最终还被儒家人士转化为“比德于玉”的社会精神理念。从良渚时代开始，以玉璧、玉琮、玉璜、玉圭、玉钺等为代表的玉礼器就成为国家重器。《周礼·春官·大宗伯》中“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理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以及“以玉作六端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的说法尽管还值得讨论，但其中涉及的大多数玉礼器早在良渚文明中已经出现，此后又日益丰富和完善，成为三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又对传承数千年的玉文化进行了“以德比玉”的哲学性升华。古老的中国玉文化完成了它从“灵物”或“神器”到政治性“礼器”，再到“君子比德于玉”的“人器”或“人格之器”的历程。

　　第三，中国玉文化是塑造中华文明阶段性特质的重要科学资料。东汉学者袁康等在《越绝书》中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大禹之时“以铜为兵”，东周时代“以铁为兵”，即把中国远古及上古时代划分为石、玉、铜、铁（兵）4个发展时期。这不仅与1819年丹麦学者汤姆森提出的史前时代经历过石器、铜器、铁器三个时期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还多出一个“玉兵”时期。这启发了当代一些考古学家，如牟永抗、吴汝祚等先生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时，依据一系列史前玉器的发现而提出中国“玉器时代”之说。高大伦先生等认为，尧、舜、禹建立国家之际，玉文化、玉文明是一种强大的认同和凝聚力，这种共同信仰促成了共同文明的形成。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玉器时代”可以继续讨论，但就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一系列反映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期的考古学文化而言，它们都存在“玉文化—玉礼器—玉文明”体系及对后世文明产生深刻影响，足可说明玉器及其文化系统确实构成了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之一。

　　玉和玉器在中国先后经历过宗教化、艺术化、政治化、哲学化、财富化、文学化等过程，构成了一种深嵌在中国人思维、生产、生活、信仰乃至文明建构活动中的文化符号系统，而考古学就是要揭示这个文化系统的发生、发展和具体表现及其原因，这又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学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