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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为文物奔走了大半辈子的人，我既为我国文物工作取得的各项成就感到欣慰，也为当前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忧心忡忡。我认为，对文物工作而言，今后的20年，是事关我国文物古迹存亡绝续的关键20年。文物是最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一旦毁损，难以修复，就“过这村，没这店”了。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应对此多一点清醒，多一份责任，多一些行动。
“建设性破坏”和“开发性破坏”威胁文物生存
今天，我们很痛心地看到，许多文物古迹正陷入各种不当利益的重重围困中，要么被拆毁，要么被侵蚀，要么被占用，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总的来说，我国文物面临两大主要威胁。
一是“建设性破坏”，在一些地方，城市建设和工程项目压倒一切，文物“让道”成为惯例，甚至不经过科学论证和合理规划，直接就把珍贵的文物古迹一拆了之。
二是“开发性破坏”，就是把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观光、商业项目等的托底资源，用商业思维来搞文物工作，出现了一些政企不分、官商合一的管理“怪胎”和开发实体，在利益驱动下，往往像野蛮开采一样，对文物进行过度开发利用，甚至把原本取之不竭的“富矿”毁于一旦。比如，由旅游公司来兼并文物保护单位，以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名义将文物资源作为普通资产纳入企业进行市场化管理和经营，结果导致文物破坏。这类问题十分严重。
不管是“建设性破坏”，还是“开发性破坏”，都有不正当利益在作怪，既违反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更违背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
以旅游企业经营文物单位现象为例，文物保护法第24条规定，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不管是旅游企业还是各种改头换面的“管委会”乃至当地政府，都无权将文物作为或变相作为企业资产经营，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科学发展观也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总之，文物事业是公益事业，绝不能产业化；文化遗产是全民财产，绝不能私有化。
在保护好的基础上利用好文物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文物保护需要统筹解决好两个问题：文物保护和文物利用的问题，文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问题。正确的方向是坚持保护第一位，在这个基础上对文物进行合理利用；同时，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这个前提下争取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
参照世界经验，法国、西班牙等国家是文化遗产保护得好的国家，也是世界旅游大国。这说明，只有保护得好，才能利用得好。反之，若片面地追求眼前利益，不但损害社会效益，而且归根结底还会损害长远的经济效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文物就是践行科学发展，毁坏文物就是违背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需要增强文物保护观念，改变文物“让道”的思维和做法，统筹协调，让文物与经济建设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同道而行。
从根本上，我们应意识到，文物的主要价值绝非经济价值，而是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文物的作用在于对人民进行教育，在于向社会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对一个民族而言，文物是一棵“家门前的老松树”，是一棵扎根民族文明沃壤的文化之树，不是一些人眼里废弃无用的“枯树”，也不是一些人眼里可随意摆弄支配的“摇钱树”。
尊重规律，依法办事，加大问责力度
做好文物工作，急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规律做事，依法办事，顺从民意谋事。
第一，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树立文物部门执法权威，尊重专家意见和文物工作规律。哪些文物可以开发，如何开发；哪些不适宜开发，都应由文物部门根据相关政策法律、文物专家经过严密论证后决定。
第二，严格依法办事，加大问责力度。《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指出，严厉打击破坏文化遗产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重点追究因决策失误、玩忽职守，造成文化遗产破坏、被盗或流失的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建议重点抓一批破坏文物、过度开发的典型案件，对相关责任人尤其是有关干部依法严厉问责，对一些文物部门监守自盗、遇事不作为的行为，也要从严从重处理，以端正风气，树立保护文物、科学发展的正确导向。
第三，依靠群众，公开透明，加强监督。文物工作，不能由少数政府部门、个别领导拍脑袋、说了算，而要建立完善决策程序和公开制度，利用社会力量加强对文物开发利用的规范和监督。
唐代诗人孟浩然游览古迹曾写下了“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诗句。今天，江山的变化天翻地覆，胜迹的命运令人担忧。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科学发展的时代潮流，都要求我们守护民族文化精魂，为江山、为后人留得胜迹在，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进程中必须迈好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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