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的治学理念

　　崇学尚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囊萤映雪”“凿壁借光”“悬梁刺股”等传颂千古的勤学典故，也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腹有诗书气自华”等脍炙人口的劝学诗文；既有“韦编屡绝铁砚穿”，“口诵手钞那计年”的勤学苦读，也有“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的读书之乐；既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学传统，也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写作理念。本文基于儒家经典中有关读书治学的论述，系统梳理中国古代儒家的治学理念，旨在为当代学者提供智慧启迪。

　　一、学问之道求其放心

　　读书治学的意义究竟何在？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给出了震烁古今、直指人心的答案：“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谓“放心”，是指放逸的良心、迷失的本性。孟子强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不仅“人皆有之”，同时也是“我固有之”，它是每一个人本来就有的，只是后来逐渐放逸、迷失了。孟子举了“牛山之木”的例子来比喻“心”的迷失过程：“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牛山的树木曾经是十分茂盛的，但由于它位于大都市的郊外，人们经常拿着斧头去砍伐它，这些树木怎么可能长久保持茂盛呢？在儒家看来，人的“心”原本就是纯粹澄明的，但由于“贪嗜欲，求富贵，慕声名，务别学，如醉如梦，如狂如痴”，于是逐渐“为形气所使、物欲所蔽、习染所污，遂昧却原来本体”，而读书治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把那个迷失的本心本性给找回来。

　　王阳明曾指出，“圣人之学，心学也”，历代圣人流传下来的学问，在本质上是关于“心”的学问。“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心、道、天，这三者指向的是相同的事物，只是在不同语境中表述有别而已。《尚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儒家那里，“心”分为两种，那个被迷失、被遗忘的状态，就是“人心”，那个至虚至灵、神妙不测的本来状态，即为“道心”。人心由于被物欲所蒙蔽，因此危险难测，片刻难以安宁，而道心虽然如同明镜，但幽微难明，易染尘埃。为此，读书人应当精心体察，专心致志，秉行中庸之道，以静制心，将人心转化为道心。《大学》提倡：“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个人懂得知其所止，才能保持定力；保持定力，才能心不妄动；心不妄动，才能安住当下；安住当下，才能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达到至善之境。故而，对于读书人来说，“学问之要，全在定心；学问得力，全在心定”。

　　正因如此，儒家学者特别强调读书时要先定其心。朱熹说：“心不定，故见理不得。今未要读书，且先定其心，屏去许多闲思乱想，使心如止水，如明镜。读书闲时且静坐，教他心平气定，见得道理渐次分明，这个却是一身总会处。”在朱熹看来，人们读书之所以不能明理，原因在于心不定，读书时“心不专静纯一，故思虑不精明”，相反，“静则心虚，道理方看得出”。为此，要先定其心，让心如止水，心如明镜，不驰走散乱，自然能照见万物，“养得此心虚明专静，使道理从里面流出”。为此，朱熹主张“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他自己长期躬行实践，受益良多，并将此方法传授给自己的学生。清代学者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也强调“读书穷理，‘静’字工夫最要”，在他看来，心非静不能明，性非静不能养，正如“灯动则不能照物，水动则不能鉴物”，心也是如此，“动则万理皆昏，静则万理皆澈”，学者只有通过静坐等功夫让自己安静下来，如此则心体虚灵，书中的道理才能看得见。

　　儒家“求其放心”的读书理念，具体表现为希圣希贤。在儒家看来，“学者，学为圣贤而已”，只有立下为圣人之志，读书治学才算有了根基。王阳明在《示弟立志说》一文中强调：“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读书治学，首先要立志做圣贤。若不立志，犹如植树，不去深埋其根，只顾培土灌溉，徒然劳苦，终究无成。世上那些因循守旧，敷衍塞责，随波逐流，而最终堕落为品格低下、庸碌无为之人，都是因为没有立志的缘故。故而，“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

　　明代大儒罗近溪曾有一段自述：

　　某幼时与族兄访一亲长，此亲长颇饶富，凡事如意，时疾已亟，数向某兄弟叹气。归途谓族兄曰：“此兄无不如意者，而数叹气，何也？兄试谓，我兄弟读书而及第，仕宦而作相，临终时有气叹否？”族兄曰：“诚恐不免”。某曰：“如此，我等须寻不叹气事为之。”某于时便已（立）定志，吾子勉之。

　　罗近溪年幼时曾跟他的族兄去探望同族一位长者。此人一生颇有成就，家业丰厚，凡事皆遂心如意，但临终时频频叹气，心似有不甘。这个场景给年幼的罗近溪内心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在回家的路上，罗近溪开始思考，既然“读书而及第”“仕宦而作相”，都无法让人不叹气，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在临终时不叹气呢？罗近溪最终认定，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只有立志做圣贤，体悟大道，“求其放心”，才有可能在临终时“不叹气”。

　　清代名臣张英就把读书视为护养心性之根本。在《聪训斋语》中，他给自己立下人生“四纲”，即“立品、读书、养身、择交”24，并告诫后人：“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25。在他看来，读书既是立身扬名之基石，更是护养心性之根本。故而，《聪训斋语》开篇即指出：

　　人心至灵至动，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惟读书可以养之。每见堪舆家，平日用磁石养针，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闲适无事之人，镇日不观书，则起居出入身心无所栖泊，耳目无所安顿，势必心意颠倒，妄想生嗔，处逆境不乐，处顺境亦不乐。每见人栖栖皇皇，觉举动无不碍者，此必不读书之人也。

　　在张英看来，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养心贵在守静，而读书能够通达事理，使人平心静气，尤其是读古圣先贤之书，可以明理开智，令人德性温和、行事循矩，无论是否拥有功名皆能恬然自处，不忧不惧。人若不读书，闲来生是非，遇事易浮躁，处逆境不乐，处顺境亦不乐。在他看来，“凡声色货利一切嗜欲之事好之，有乐则必有苦，惟读书与对佳山水，止有乐而无苦”。世间各种各样的欲望，大都是苦乐参半的，唯有读书与纵情山水，是有乐无苦的。事实上，沉迷于读书的人，往往于穷达得失之事不甚敏感，然于字句间每有会意则陶然忘形。处在此境界者，不至于闲极而无聊、穷困而生非、失意而失志、垂老而委顿，即便是生活平淡，亦能生出无穷之乐，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张英还主张，在读书过程中，要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反观内省，保持本心，遇事保持平心静观的豁达态度，倘能如此，则人生中的种种不如意与“无穷怨尤嗔忿之心”，都将涣然冰释。故而，“读书可以增长道心，为颐养第一事也”，通过读书来护养心性、增长道心，乃是颐养身心的首要事情。

　　总之，在儒家学者看来，学问之道在于“求其放心”。这意味着，通过读书治学，回到那个“我固有之”的本心，展现自己“本来具足”的智慧。换言之，就是认识自己、探索真理，这是读书治学的根本意义所在。

　　二、注重经典熟读精思

　　关于如何读书，儒家学者强调要取法乎上，注重经典，熟读精思，虚心涵咏。

　　中华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任何人穷其一生也只能涉猎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读书需要有所选择，优中择优。既然读书旨在希圣希贤，求其放心，那么，必定要懂得取法乎上，注重经典之作。宋末元初文学评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30清代学者唐彪就强调要读好书。在他看来，天下之书虽至多，而好书却极少，他将书划分为五类：“有当读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看之书，有当再三细看之书，有必当备以资查考之书。书既有正有闲，而正经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异，故有五等分别也。学者苟不分别当读者何书，当熟读者何书，当看者何书，当熟看者何书，则工夫缓急先后俱误矣。至于当备考久之书，苟不备之，则无以查考，学问知识从何而长哉！”与此同时，还要多向有学问的人请教，懂得何为善本再去购买，以避免受庸陋之书的误导。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孜孜不倦、皓首穷经，字字精读、句句咀嚼，力求在字里行间汲取更多的智慧。陆九渊曾说“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功夫兴味长”，强调读书时切忌心不在焉，匆忙翻阅，唯有虚心涵咏，工夫下到，方能领略其中深长的兴致和趣味。苏轼也讲“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33，强调阅读经典不可浅尝辄止，而是要反复阅读，仔细揣摩，才能够品味到其中所包含的义理和智慧。黄庭坚也提倡“读破一本书”，他说“泛览百书，不若精熟于一也。有余力然后及诸书，则涉猎诸篇亦得其精。”他认为与其泛泛地浏览一百本书，还不如深入研读一部典籍，由约而博，一通百通。可见，古人主张读书贵精不贵多，与其贪多不化，不如细嚼慢咽、熟读深思，反复推敲、琢磨其意，这样才能够由少而多，多而不杂，精在其中。

　　朱熹劝勉后学读书切忌贪多欲速，而应少看熟读，反复玩味，力求精通纯熟，如此学问方能得力。朱熹在答张元德的信中写道：“读书切忌贪多，惟少则易于精熟，而学问得力处正在于此。苟为不熟，不如稊稗。非虚语也。”在他看来，学者读书，旨在求道，书本乃是载道之工具，犹如指月之指，学者重在通过读书来求道悟道，而非迷在书本上。故而，朱熹强调，读书贵精不贵多，少则易于精熟，这恰恰是学问得力之处。为此，要在虚心平气的前提之下，熟读古代经典，力求通透烂熟。在他看来，熟读之后，滋味自出，“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别；读百遍时，与读十遍又自不同也”。他还将读书过程形象地比喻为“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读书唯有层层剥去，领会精神，方见分晓。朱熹反复告诫弟子，读书之道，贵在精熟，别无他法，有些人宣扬的所谓捷径，实际上乃是“误入底深坑”，最终只会误导人们。

　　清代学者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也强调熟读精思有利于写作：“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所欲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在他看来，读书贵在熟读精思，“惟熟则能透彻其底蕴”，最忌讳的是“半熟而置，久而始温”，为此，要读到极熟不忘的地步，与自己融为一体。文章读到极熟的地步，写作时才能够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意到笔随，文如泉涌。

　　上述可知，在读书问题上，中国古人尚慢贵精，强调读书百遍，虚心涵泳。老子尝言“少则得，多则惑”，孔子也说“欲速，则不达”，前者尚少，后者尚慢，与现代人的贪多求快、浅尝辄止迥然有别。如今是一个资讯发达、喧嚣纷扰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在浩瀚无边的书籍海洋和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碎片中漫无所归。为此，读书人唯有守住本分，沉下心来，放慢读书步伐，注重精读原典，反复咀嚼、仔细玩味，方能真正领会经典中的微言大义，进而抓住根本、立乎其大者。

　　三、学行并重德业双修

　　学行并重、德业双修是中国古代儒家学者所推崇的重要品格。

　　中国文化关于知行合一的探讨，在本质上都是强调躬行实践。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墨子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都是强调学行并重，尤其贵在践行。儒家经典中关于知行统一的论述更是俯拾皆是。《尚书》中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中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论及知行的难易问题，认为求知重在运用。在王阳明看来，知行是一体之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知乃是行之始，行乃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即为行，行之明察精觉便是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因此“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在根本意义上是指，当一个人保持觉知、保持觉察，也就是注意力回到当下，安住在此时此刻，那么，他的所有行为都将是合于大道（“一”）的。换言之，一个人在行动中时时保持觉知、保持觉察，那就是回到自己的源头（“良知”），也就是与大道合而为一。王阳明强调，学者只有通过致良知，也就是保持觉知、安住当下，才能够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那么他的人格也将是完整的。

　　朱熹也提倡“知行常相须”，在他看来，“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关于读书，朱熹强调：“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义理，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他主张，读书须要切己体察，不可只作文字看，古圣先贤所说的无非是大道，为此，学者不止于要从书本上探求义理，更重要的是借助圣人的言语，设身处地去探究体会，“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就自家身上做功夫”，尤其是要在“自家日用躬行处着力”，最终“令此道为我所有”。显然，朱熹所说的这种“切己体察”是融心性修养乃至生命体验于其中的读书，是学行并重、知行合一的读书。

　　在儒家学者看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为此，要将古圣先贤之言化为自己生活中的行为举止、一言一行，只有知行合一，方为真学，只有学行并重，才是真懂。若是将学术当作纯粹之技术性工作，将知与行完全割裂开来，就会导致一些人看上去读书甚多、颇有学问，甚至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但言行不一、人格分裂，贪欲炽盛、烦恼重重。凡此种种，皆远远背离了儒家知行合一的治学理念。

　　儒家特别强调德业双修。孔子曾忧心忡忡地感慨：“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在儒家看来，相比于获取外在的功名富贵，读书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涵养气质、完善人格，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北宋思想家张载说“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他认为读书的最大利益，在于变化自己的气质，若做不到这一点，学到最后也不能有所领悟，体会不到圣人教诲的深奥之处。

　　晚清名臣曾国藩在家书中也强调德业双修：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在曾国藩看来，人生在世，唯有进德、修业这两件事是自己能够做得了主的，需要为之努力的，至于功名富贵，皆由命运决定，因此不必过多为其操心或担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德业双修与功名富贵之间是冲突的。“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一个人只要坚持德业双修，功名富贵乃是水到渠成之事，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

　　在今天的学术界，一部分学者禁受不住外界的诱惑，逐渐抛弃了传统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传统，仅仅将学术研究当作求取功名的敲门砖，热衷于纯粹技术性质的学术研究，“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这样的“学术成果”终究难以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为此，学者有必要秉承“学问之道，求其放心”的读书理念，树立“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学术自觉，创造出承载大道、弘扬正气的学术作品，真正惠泽学林、利益大众。

　　总之，在儒家看来，读书只为明理，求其放心，著述旨在弘道、以求不朽。《说文解字》曰：“学，觉悟也。”“觉”原意是指由闭目沉睡到清醒过来，后来用于比喻感知清晰、意识清明。当一个人的意识逐渐清明，那么，智慧也就开始显现了，这就是“悟”。可见，在中国古人看来，读书不仅仅是要增长知识、发展智力，更为重要的是提升意识、开启智慧。意识越清明，智慧越显露。明代大儒周汝登就说：“学者，觉也。我今如何觉，着实向己躬下参寻，方可谓之读书，方可谓之圣贤之徒。若浮空只学几句文字，取得科第便了，如鹦鹉学人口语，空过一生。”所以，学者不能只是满足于鹦鹉学舌，充当知识的商贩，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必须躬行实践，通过反观内省，做到“时时提醒，勿令昏昧”，进而从意识昏沉当中清醒过来。试想，一个意识昏沉的人，如何能唤醒其他人？一位学者尤其是人文领域的学者所做的学问，如果不能让自己的人生受益，如何能帮助他人？所以，中国古代儒家强调求道、践道、弘道，就是通过读书让自己从意识昏沉当中走出来，然后，通过自己的智慧流显，唤醒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这是学者的使命所在。古人云：“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为此，学者唯有守住本分，抓住根本，潜心研读经典，注重向内探求，如此方能真正领会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在此基础上提出真知灼见，推出学术精品，真正做到“立乎其大”“求其放心”，实现求道、践道、弘道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