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都城的“双城记”

　　中国古代各朝的首都，正式名号是京师，别称有很多，诸如东（西、南、北）京、京城、都城、京都、帝都、京兆、京国、天京、天邑、神京、都下、辇下、都门、国门，等等。

　　与皇帝一样，京师具有唯一性、神圣性、权威性，作为朝代的首善之区，是一个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荟萃的空间。

　　宋代实行四京制，以东京开封府为京师，以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为陪都。京师开封是皇帝固定居住、朝廷百官和中央机构所在地，其他陪都顶多有象征性的留守司，履行的也是当地政务。靖康之难以后，宋室南渡，几经奔波，落脚于杭州（已升为临安府，仍俗称杭州），但并未给予任何京、都的名分，仅是行在所，即皇帝临时驻跸之地。

　　于是就引起一系列问题：南宋一朝有京师吗？南宋人心目中的京师在哪里，是什么，该现象反映了什么？尽管已有不少论著从不同角度对某些问题进行研究，但学无止境，若干问题尚需直视，或许可以得到新的启示。诸多都城史、城市史论著直接认定各朝代的都城，不关注名分，承认的是客观史实，但古人非常讲究字眼，“必也正名”。南宋都城的种种名称变迁，不仅是语言文字问题，还反映了南宋君臣的京师观、政治观等战略思想，以及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等观念。笔者再次试探，冀求一得。

　　一、南宋对东京地位的坚守

　　仿照开封打造临安府

　　康王赵构自靖康元年（1126）冬奉命离开京师北上金营求和后，再也没有回到开封。赵构登上皇位重新建国时，国家的中心早已南迁了千余里。能否延续赵宋的统治，如何得到北宋军民的认同，不能仅凭个人血缘和能力，还要造势，重要举措就是再现京师开封的景象和凝聚力，把地方中心城市临安改造成都城。例如杭州御街仿汴京而建，由御道、御沟、走廊等组成。杭州的城南厢与城北厢，也是仿效汴京的厢坊而设置。

　　南郊大礼的青城，“略仿京师制度，大殿曰端诚，便殿曰熙成，其外为泰禋门”。学校教育以汴京为榜样：“六龙渡江，驻跸于此，戎事才息，崇礼考文，内兴太学，外设庠序，大抵皆视开封。”百官的服饰制度“大抵因东都之旧，而其后稍变焉”。文思院重建于杭州后，绍兴三年（1133），工部“请仿京师旧制，监官分两界，上界造金银珠玉，下界造铜铁竹木杂料”。甚至连“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正如明人所言：“宋南渡都杭，百凡俱仿汴京立市。”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杭州城北右厢几座桥的命名：“映波桥（苏堤南来第一桥），锁澜桥（第二桥），望山桥（第三桥），压堤桥（第四桥），东浦桥（第五桥），跨虹桥（第六桥）。以上止据京城小说。”这些桥并非开封实际存在的建筑，只是小说中虚构提到，也被拿来落地到杭州，成为西湖苏堤的六座桥名。

　　南宋杭州如此全方位复制式地模仿京师开封，大有将东京搬到杭州的架势，既强化了杭州都城地位，增强了凝聚力，也强化了京师开封在南宋人心目中的地位。其意在表明：南宋杭州就是新的东京。

　　南宋京师的开封追崇

　　宋政府在临安站稳了脚跟，在南方地区展开了南宋的统治。但无论皇帝还是百姓，仍然尊开封为京师。皇帝提到的京师，就是东京。如绍兴二十七年（1157），宋高宗言：“朕在京师时，惟开封府颇类外方官司，如大理寺、御史台法令严密，官吏谨畏，无敢干以私者。”

　　淳熙十五年（1188），为答谢金国使者前来吊唁宋高宗，朝廷派京镗为报谢使出使金国，到达开封时，金国设宴张乐，京镗以太上皇服丧期间禁止作乐，誓死抵制，遭到羁押。回国后宋孝宗赞赏道：“昨在京师，坚执不肯听乐，住了十日，此一节可嘉。”在他们眼里，金国的开封仍是南宋的京师。民间提到的京师，也是东京开封。宋理宗时杭州人耐得翁指出：“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自高宗皇帝驻骅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谈论的是杭州与东京的关系与比较。南渡杭州的开封人就是京师人，《咸淳临安志》记载：“京师人鲁畤，绍兴十一年在临安，送所亲于北闸下，忘携钱行，解衣质于库。”洪迈记载士大夫家女子杨道人的小丫环半夜发癫说：“我京师人也。杨道人欠我药钱百万，今来取之。”“时杨氏年未三十，江南所生。所谓京师药钱之语，或以为宿世事云”。所谓京师，显然是东京开封。

　　梦是一种意象语言，无所不至，东京就常常出现在南宋人的梦境中。生于淳熙十四年（1187）的福建莆田人刘克庄，有纪梦诗云：“吾生分裂后，不到旧京游。空作樊楼梦，安知在楼。”虽没去过开封，却梦到开封著名的樊楼。无独有偶，另一位生于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的明州人陈著，也曾“夜梦在旧京，忽闻卖花声，感有至于恸哭，觉而泪满枕上”。

　　梦体现着潜意识里的情感，一个从未去过开封的人梦游沦丧一百多年的旧京，而且激动地痛哭流涕，可见京师开封在南宋人心目中魂牵梦萦的地位。他们对东京的了解，诸如市井中“樊楼”和“卖花”的景象，当来自《东京梦华录》等书籍和民间广泛的传说，累积形成社会情绪的记忆场域。

　　东京梦的两次重圆

　　南宋人的“东京梦”因缘际会，历史性地两次实现。第一次是绍兴九年（1139）金废伪齐后，宋金议和，河南、陕西地区回归宋朝。宋政府随即派员接收东京开封，其中有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王伦、直龙图阁、充京畿都转运使兼开封少尹吴革。后又任知西外宗正事赵子淔为京畿都转使，“代吴革也”。不久改派右中散大夫宋辉“充京西路转运副使，权京畿都转运使职事”。由于无人愿意到任，又派龙图阁直学士李迨为京畿都转运使，孟庾为权东京留守。东京留守、开封尹、开封少尹、京畿都转运使等，都是按照京师组建的主要地方官班子。

　　第二次是距离东京被占领107年后。端平元年（1234）宋蒙灭金后，趁蒙古军撤离，宋军收复了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三京。与北宋末宋金联合灭辽，收复残破不堪、荒无人烟的幽州城一样，此时的东京城内“止存民居千余家，故宫及相国寺佛阁不动而已”。战争时期这是无法驻守大军的，所以一个多月后便慌忙撤退。可笑的是，尚未得到消息的朝廷还在任命三京的主官：“以赵范为京河关陕宣抚使、知开封府、东京留守，赵葵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南宋朝廷始终都把京师开封等地当作自己的城市和政治地理的顶峰，这是北伐的神圣理由。

　　旧京标签的附带

　　没有了宋朝帝王将相的开封，虽然仍被看作京师，毕竟属于过去，难免带上旧京的标签。早在靖康二年（1127）四月末，康王赵构逃到南京应天府，宗泽率百官劝进：“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运漕尤易。大王宜早正位号，即皇帝位，然后号召诸将，以图恢复旧京，迎二圣车驾回宫。”康王辞拒再三，遂即皇帝位。在尚未有新帝、新京的情况下，就已称开封为旧京了。

　　紧接着是皇帝称之为旧京。建炎元年（1127）七月十五日，宋高宗手诏称：“肆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怀旧京，潸然出涕。思欲整驾还京，谒欵宗庙，以慰士大夫军民之心。”新皇帝以返回旧京开封的承诺来满足全国军民的愿望。绍兴九年（1139）收复东京后，皇帝派员接受，有敕云：“朕慨念旧都，中更戎垒，封圻千里，田野萧然。比命迩臣，往司管钥。”虽然已经收复封，但仍称旧京。

　　大臣也开始称开封为旧京。如淮西宣抚知庐州仇悆在金兵进攻淮东时，对枢密使张浚说：“金重兵在淮东，师老食匮，若以精兵二万，一自寿阳，一自汉上，径趋旧京，当不战而退，继以大军尾击，蔑有不济者。”正如曹勋诗云：“铁骑方侵掠，临淮厉虎兵……岂但全孤垒，能令复旧京。”均以东京开封为旧京。有时用“故都”。如李纲上书恳请宋高宗：“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陛下纵未能行上策，犹当且适襄、邓，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后来陆游也曾言：“朝廷在故都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故都与旧京一样，都是实事求是的称呼。

南宋刘松年《四景山水图卷》之夏图

　　二、杭州京师名称的兴起

　　建炎初，李纲根据南宋政权刚刚建立的弱势状况，提出在南方地区并建三都的建议：“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积糗粮，以备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势安矣！”意思是于原有四京之外，在南方地区设立战时三都。值得注意的是，李纲明确给予三地都城的名分，根本没有提及杭州。一直到南宋中期，士大夫仍在讨论都城迁建在何处，大多是主张以建康为都，但后来没有在南方任何地方建都，包括实际的京师杭州。

　　临时都城的确认

　　既称开封为“旧京”“故都”，那就意味着有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新京。实际上南宋境内并没有以一个以京或都命名的地方。南宋朝廷在临安府，正式名称是“行在所”，简称“行在”，这是法定的政治地位。《宋史》卷85《地理志一·京城》记载，在东京、西京、南京、北京之后，临安为行在所，是为正式名分。《乾道临安志》第1卷为《行在所》，记宫阙、宗庙、郊社等；《咸淳临安志》第1至15卷为《行在录》，记宫禁曹司之事。皇帝诏令中也有明确记载，如“大冶至行所，才二千里。尔部督纲舟，私辄贸易，所过逐利，逾年始来！姑镌一官，服我轻典”。这都是官方正式文献中的正式称呼。

　　有些南宋地方志中，京师与行在所同时出现。如《淳熙新安志》卷1《道路》载：“趋京之轨道，岀东门……以达于雍丘、陈留，入京门，为二千六十五里……今兹趋行在所者，舟行六百三十里，陆行则南岀，历昌化、于潜、临安、余杭，为三百六十里。”所言之“京”乃京师开封，所言之“行在所”则是临安府。再看大臣奏章。绍兴末章服上书云：“朝廷尝拣发诸路厢、禁、土军若五分弓手，就阅行在所，籍为忠勇一军。”乾道初辛次膺奏：“两淮者藩篱也，长江者门户也，行在所者堂奥也。”他们所言“行在所”，就是南宋的核心、中枢。

　　京都等名称的泛起

　　从行在所到“京”“都”名称的过渡，是行在所的美称“行都”。如建炎三年（1129），金兵数百骑突袭天长军，朝廷亟遣江淮制置使刘光世率部迎敌，“行都人谓光世必能御贼”。绍兴十六年（1146）夏，“行都疫。二十六年夏，行都又疫”。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发行都会子二百万、并湖广九百万。下都督参政行府犒师”。民间称杭州为“行都”更是广泛，如“行都人多易贫乏者。以其无常产，且夫借钱造屋，弃产作亲。此浙西人之常情，而行都人尤甚”。

　　与开封称汴都、汴京一样，杭州也多称杭都、杭京。如李心传记载龙山崇福禅寺“在杭都之南，浙江之上”。宋代的卤簿制度凡三种，“至道、政和、绍兴皆有之。至道，则国初草创之规，而又参以前代相承之制。绍兴，偏安杭都，未遑礼文搜辑，旧典多已失坠，其可见者比承平时不能以半”。也有称杭州为杭京者，董嗣杲提到“过富池水军寨统辖姚子雄公廨，略栖迟，且有约同上杭京”，所谓“有约同上杭京”，即结伴前往杭州。

　　接着是“京城”“京都”等称呼。如嘉熙元年（1237）五月宋理宗颁《赈恤京城被火者诏》，京城所指即杭州：“蠲临安府城内外征一月，仍核焚室之数上于朝，议行赈赡。”三年后因杭州地震颁布的《求直言诏》中也言：“乃者丙辰之夕，京城地震。”陈造将杭州称之为“帝都”：“杭人喜遨，盖自缓缓归曲，始盛而极于今。今为帝都，则其益务侈靡相夸，佚乐自肆也。”成为帝都以后的杭州人更加奢侈。居住在老家绍兴府的陆游，称杭州为“京国”：“顾以野处穷僻，距京国不三驿，邈如万里。”凡此种种，都是首都的别称。

　　京师等称号的生成

　　有了如上诸多的名称，杭州顺理成章地被官民非正式加冕为京师。《宋史·兵志》“建炎后厢兵”明确记载：“御营喝探（中兴，在京师），武和（开封一指挥。中兴，左右二指挥，在京），武肃（中兴，在京师）。”其中分为“中兴”前后即北宋、南宋两个时期，北宋时称开封，南宋时所称之“京”“京师”都指杭州。朱熹言李椿受知于宋孝宗，“上自用公为正卿。京师月须米十四万五千石，而省仓之储多不能过两月”。极其讲究名分的大儒朱熹也称杭州为京师。朱熹为辛弃疾族谱写序时又称：“知其有密州、京师、福州、莱州、东京、东平之多族，而族类之众，尤多古之闻人。”与东京开封并列的京师，显然指的是杭州。嘉定十六年（1223）宋宁宗《奖谕狱空》诏云：“朕惟京师首善之地，宣德流化，当自近始……尔以通儒尹畿甸，明恕勤敏，百废具兴，严威不施，隐然弹压之望，刑清狱简，用奏圄空，斯可为承流者劝矣。”诏书针对的是临安府官员，似为皇帝最早称杭州京师的可见史料。景定元年（1260）都省言：“承平日久，京师城池所当修浚。”诏令两浙制置使兼临安知府及浙西安抚使厉文翁“条画行之”。德祐元年（1275），蒙古大军逼近，宋恭帝“召王爚为浙西、江东宣抚招抚大使，使居京师，以备咨访”。是为《宋史·本纪》中唯一称杭州为京师的记载。

　　京师开封有神京、天京的美称，临安沿袭使用。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东京留守宗泽请康王还京，说：“神京者，太祖、太宗一统之本根，愿以二百年基业为念。”绍兴三年（1133）十二月，宰臣进呈金使李永寿等正旦入见礼仪，“故事，百官俱入。上曰：‘全盛之时，神京会同，朝廷之尊，百官之富，所以夸示。今暂驻于此，事从简便，旧日礼数，岂可尽行’”，所指都是开封。不久，杭州就沿用此称。韩元吉悼念杨沂中的挽辞中说：“甲第神京冠，王封异姓优。”指他曾在杭州建造最豪华的宅第，死后追封和王。建炎二年（1128年）入仕的胡铨在家训中说：“吾蚤仕天京，声闻已四驰。”即早年在杭州做官时，因上书乞斩秦桧等人，声振朝野。陈著代人写的《贺京尹魏克愚启》云：“班高月掌，尹正天京。”“尹”指知临安府，“天京”指临安。

　　以上可见，除了地理性、方位性强的东京、东都不能沿用外，南宋杭州天经地义地继承了北宋开封都城的所有正式名称和美称，京师地位逐渐由虚坐实。

　　三、南宋京师名称问题讨论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明确两个事实：第一，南宋朝廷从来没有宣布迁都，理论上开封始终是法定的京师。绍熙元年（1190）黄裳所绘的《地理图》中，有东京开封府，杭州一带因磨损模糊没有线条和文字。宋度宗时的《舆地图》有东京开封府、临安府，并无行在所字样。第二，事实上官民始终以临安为京师。于是，就不能不得出这么一个奇怪的结论：至少在舆论方面，南宋实行着双京师制。请看下表。

　　数据显示的一个突出现象是：称开封为京师者三倍于杭州，称杭州为行在者成倍于行都。如同天无二日一样，京师也不能两城，更何况是沦陷在敌国的京师？核心问题是概念错位，名实不副，从而造成了历史上仅见的诡异现象：南宋本土无京师，合法的京师先后在伪齐、金国、蒙古国等敌国。

　　南宋甚至曾和金朝共享京师，如嘉定七年（1214），在蒙古大军的逼迫下，金朝迁都于开封，真德秀随即上书云：“臣窃惟汴都者，我祖宗开基建国，立郊社宗庙，正南面朝群臣，而八蛮六狄奉琛臣妾之地也。今垂亡腥臊之虏，乃得窃而居之。”由此，无法容忍的宋政府愤而停止对其岁币：“金人来告迁于南京。庚寅，以起居舍人真德秀奏，罢金国岁币。”开封是金朝的南京，此后成为其首都。

　　对此，我们有几点认识：

　　其一，南宋共享虚实两京师。南宋的两个京师一虚一实、一暗一明、一永久一临时、一主观认定一客观现实、一历史一现实、一象征一实用、一有名无分一有分无名。临安没有取代东京，体现着南宋朝野既坚守信念，又承认现实的政治态度，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对皇室而言，若理论上放弃东京，于皇家之私是不孝，于国家之公是不忠，历史罪名、政治风险巨大，深恐丧失正统地位，必须规避。名义上的京师是精神领袖，如同元丰官制以前的官名，根本不管本官职事一样，而行在临安是实际执政的差遣。尽管东京一次次被蹂躏践踏，杭州逐渐丰满昌盛，但京师的二元化在政治上并不对立，而是一体两面、一名两用的两位一体，呈现着时空立体状态。既然杭州属于临时驻跸之地，皇家寝陵也是临时性的攒宫。

　　绍熙五年（1194），在安葬宋孝宗问题上，枢密使赵汝愚认为：“以攒宫本非永制，实居浅土，蔽以上宫，初期克复神京奉迁神驾，虽其志甚美，而其事实难。且‘死者无终极，国家有废兴’，岂宜徒徇虚名以基实祸。”“识者深以为然。”他以宗室的特殊身份和枢密使的执政大臣身份，大胆说出群臣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明确指出所谓攒宫之说，固然是坚持“政治正确”，贯彻着不忘故土、立志收复北方的国策，“其志甚美”。但是，按西汉刘向《谏成帝营陵寝疏》中所言“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意思是必须承认客观事实，国家兴亡是历史常态，恢复旧疆是不可能的执念，应摆脱“攒宫”之类的虚名，按照寝陵的永久规格营造陵墓，避免草草暂殡带来灵柩的不安全。其理念得到理智官员的完全赞同。但他没有表露不要再坚持“行在所”之意。

　　其二，都城称呼从东西到南北的改变。南宋的都城问题，历史上有东汉、东晋与此有异同。东汉建都于洛阳，但西汉都城长安始终在东汉版图之内，所以群臣对迁都之事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主要是关中贵族和山东权贵的争论，但最终并未西迁长安。班固的《两都赋》就是这场争论的一个文学产物，比较两京，既怀念赞美长安，更盛情颂扬洛阳已经超越了长安。

　　东晋在建康重新立国，但没有正式定都建康，仍在境内的洛阳是名义上的都城，东晋前期数十年间一再有迁都洛阳的呼声。同时，“为了标榜其为中原正朔所在，在典章制度、都城建设和宫室制度等方面，也都尽量承袭魏晋传统。因此，东晋和南朝在建康都城与宫室的建设方面，自然也是极力仿制魏晋洛阳都城，以示正统”。

　　南宋的问题在于京师开封并不在其领土之内，却力图迁回，反映了南宋人的领土观和战略意图。像北宋人坚持幽云十六州是其领土要收复，是“北宋梦”一样，东京以及北方地区也是南宋领土，是南宋人的“南宋梦”。所言不是行政地理，而是政治地理、政治战略，力图在理论上、舆论上摆脱“偏安”之耻。这在客观上开启了朝代以及都城演变从东、西相称时代转向南、北相称时代：建都于洛阳的周室、汉室称东周、东汉，建都于建康的晋室称东晋，而建都于杭州的宋室远比洛阳、建康更靠近东部，却没有援例称东宋，而是称南宋，相对应的是西汉、西晋、北宋。意味着南北差异取代了东西差异，成为经济地理、政治地理、文化地理以及行政地理新的两大板块。这是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南移在南宋完成的一个历史标记。

　　其三，杭州的政治低姿态与巨大贡献。周秦以来，国家都城从离海1000公里、海拔400米的咸阳（东经108°72′）、长安（东经108°95′）一路向东，步步降阶：先降到海拔147米的洛阳（东经112°45′），再降到海拔70米的开封（东经114°30′），至南宋下降到海拔19米的东海之滨杭州（东经120°12′），所谓“国家南渡，驻跸海隅”，使杭州成为中国历史上离海洋最近、海拔最低的都城，而且远离传统的政治中心中原地区，可谓“出圈”的都城。

　　南宋杭州首次由地区中心成为国家都城，如上文所言有诸多的不适应，尽管极力按照京师开封模式来改造杭州，但仍坚持称行在所。名称低调以外，其他如皇宫规模、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一律从简，或撤销或压缩。例如教坊，宋高宗时撤销，宫廷需要音乐、演艺时从社会上临时招雇；又如御厨，在开封时编制为1521人，到杭州时“节次裁减，以七百人为额。续减二百人拨付步军司，以五百人为额”，最少时仅295人。先是大幅度削减54%，继而定额只是北宋的32%。这些情况表明，南宋朝廷是一个“小政府”。

　　从北宋的四京到南宋的一座行在，巨大的落差使南宋朝廷以及杭州不自信，当属政治中心从中原南移的后遗症。即便如此，与双京师制的一虚一实相同，杭州担负着突如其来的都城重任，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京师头衔，头大帽小，可谓委屈负重。南宋的政治原则随着亡国烟消云散，历史毫不含糊地确认了杭州的南宋都城的地位，《宋史·高宗纪》在绍兴八年（1138）记载：“是岁，始定都于杭。”历史给杭州注入了与东京同量同款的首都荷尔蒙，促使其进入快速集聚发展期，作为南宋都城的实际历史贡献巨大，不负使命。比如向中国历史贡献了代表性的南方京城模式，向世界历史贡献出一座“最富丽名贵之城”。

　　更何况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南移完成在南宋，杭州就是这一历史转折最大的成果标志。所谓经济重心南移就是由北方移到东南地区，是“长三角”经济区形成的开端，而杭州位居落实时期的龙头地位。我国经济形态自此逐渐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从内陆型经济转向海陆型经济，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

宋西湖清趣图局部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四、结语

　　南宋都城的“双城记”是历史中少见的现象，有着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南宋君臣在都城问题上没有喜新厌旧。客观地讲，南宋意识形态中的双京师制、政治地理中的无京师制，既是感性定位，也是理性定位。

　　一方面为了维护正统地位以及不忘故土，高扬的是爱国主义大旗和战略意图，是南宋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苦心经营杭州，落实的是另起炉灶、打牢根基的现实需求。东京在行政地理上属于敌国，自然地理上远隔二千公里，经济文化上残破荒芜，人口民族上多有异族，而南宋人心目中的东京是承平盛世的象征，沉浸在历史的辉煌之中。其认知逻辑靠时间连接，无视空间割裂，既务实又务虚。无论京师还是行在，都不是南宋的实际情况，而是政治观点。南宋杭州沿海型、行在式、“小政府”的特点，创造了中国都城的杭州模式，历史文化价值在于提供了新的政治中心模式。

　　古代都城长期在黄河沿线东西摆动。建炎南渡，传统都城以洛阳开封为直线转向杭州，呈45度角的物理转折，历史意义重大：远离了传统文化浓重的中原，摆脱了陈旧老套，从衰弱的黄河文明走向青春的长江文明乃至海洋文明。

　　在湿润温暖的自然环境中，久沐吴风越雨，旁浸楚骚闽音，观念有所更新，文化有所开放，并以都城的凝聚力和强化力，在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加持下，使东南文化的诸多元素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向全国。南宋杭州与其说是临时都城，不如说是新型都城。经济、文化、政治的重心的转移，造就了都城转型，带来经济转型，其影响和意义非同寻常，理应给与更多的关注与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