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10大著名中医的治病之道

　　在古代，中医是老百姓治病的最主要的手段，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中，出现了许多医术精湛，受到老百姓爱戴，医德高尚的名医，这些名医各自有自己擅长的方面，下面为大家介绍中国古代10名医的治病之道吧！

　　1、针灸之祖——黄帝

　　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领袖。现存《内经》即系托名黄帝与岐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此书治疗方法多用针刺，故对针刺的记载和论述亦特别详细。对俞穴和刺阖、刺禁等记录较详。

　　黄帝，《史记》中的五帝之首。传黄帝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又居姬水，后改为姬姓。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是中国宗族文化的重要标志性人物，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有学者以文献证据认为是始于晚清知识分子的推动下，从中国远古传说的三皇与五帝中脱颖而出，成为成为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

　　2、脉学倡导者——扁鹊

　　姓秦，名越人，姬姓，战国渤海郡郑(今河北任丘)人。太子尸厥已死，而治之复生；齐桓公未病，而知其后五日不起，名闻天下。《史记·战国策》载有他的传记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

　　扁鹊善于运用四诊，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司马迁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说：扁鹊“是切脉治病的创始人”。张仲景赞赏不绝地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扁鹊善于运用多种方法去治疗各种病症。他自说：“越人之为方，不等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

　　可以说，扁鹊奠定了传统医学诊断法的基础。司马迁称赞他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循)序，弗能易也。”

　　他用一生的时间，认真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在诊断、病理、治法上对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扁鹊的医学经验，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因此，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中国古代医学的祖师，说他是“中国的医圣”、“古代医学的奠基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称他是“总结经验的第一人”。

　　3、外科之祖——华陀

　　华佗，又名敷，字无化。后汉末沛国(今安徽毫州)人。精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对“肠胃积聚”等病，饮麻沸散，须臾便如醉肠洗涤，缝腹摩膏。施行腹部手术。

　　《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

　　华佗高明之处，就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

　　“五禽之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动作是模仿虎扑动前肢、鹿伸转头颈、熊伏倒站起、猿脚尖纵跳、鸟展翅飞翔等。

　　4、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汉末向阳郡(今河南南阳)人，名机。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代30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张仲景自小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后来成为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东汉末年，连年混战，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当时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

　　5、预防医学的倡导者——葛洪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扑子，晋朝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晚年，他隐居在广东罗浮山中，既炼丹、采药，又从事著述，直至去世。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候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他在医学和制药化学上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造，在文学上也有许多卓越的见解。他的著作，约有五百三十卷。不过，大多已经散佚，流传至今的，主要有《抱朴子》和《肘后救卒方》。

　　《抱朴子》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内篇属于道教的著作。但其中有部分是总结我国古代炼丹术的名篇；外篇说的是人间得失，世道好坏等事。其中《钧世》、《尚博》、《辞义》等篇，是著名的文论著作。

　　《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收录的方药大部分行之有效，采药容易，价钱便宜。而且，篇帙不大，可挂在肘后随行，即使在缺医少药的山村、旅途，也可随时用来救急。

　　葛洪治学严谨，几十年如一日，自经史百家到短杂文章，共读了近万卷。他对苦读常常流露出得意之情。他说：“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尽日中而不释，饥寒危困而不废，岂以有求于世哉，诚乐之自然也”。“不学而求知，犹愿鱼而无网焉；心虽勤而无获矣”。这是晋代科学家葛洪在治学上的一句名言。

　　6、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唐朝京兆华原(今陕西辉县)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因治愈唐太宗唐太后头痛病。宫廷要留他做御医，他扯谎采“长生不老药”献皇上，偷跑了。监视他的人谎报采药时摔死，太宗封孙思邈为药王。孙思邈特别重视妇幼保健，是创建妇科的先驱。《历代名医图赞》称道：“唐孙真人，方药绝伦，扶危拯弱，应效如神”。

　　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共三十卷，内容极为丰富。特别是，书中首创“复方”。《伤寒论》的体例是一病一方，而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发展为一病多方，还灵活变通了张仲景的“经方”。有时两三个经方合成一个“复方”，以增强治疗效果；有时一个经方分成几个单方，以分别治疗某种疾病。

　　《千金翼方》是对《千金要方》的补编。此书共三十卷，其中收录了唐代以前本草书中所未有的药物，补充了很多方剂和治疗方法。这两部书，合称为《千金方》，收集了大量的医药资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

　　7、儿科之祖——钱乙

　　钱乙，字仲阳，北宋郓州(今山东东平)人。著有《小儿药证直诀》共三卷。以脏腑病理学说立论，根据其虚实寒热而立法处方，比较系统地作出了辨证论治的范例。

　　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钱乙在实践中认识到，小儿的生理特点：“脏腑柔弱”、“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其病理特征：“易虚易产，易寒易热”。在诊断上，他主张从面部和眼部诊察小儿的五脏疾病。在处方用药方面，力戒妄攻、误下与峻补，主张“柔润”的原则。

　　钱乙著有《伤寒论指微》五卷，《婴孺论》百篇等书，但皆散失不传。现存《小儿药证直诀》，或叫《小儿药证真诀》。《四库全书目录提要》称钱乙的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

　　8、法医之祖一宋慈

　　宋慈(1186-1249)，字惠父，汉族，宋朝建阳(今属福建南平地区)人，中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1247年总结宋代前法医方面的经验及他本人四任法官的心得，写成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洗冤集录》。西方普遍认为正是宋慈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

　　9、药圣——李时珍

　　李时珍，字东壁，号频湖，明朝蕲州(今湖北蕲春)人。长期上山采药，深人民间，参考历代医书800余种，经27年的艰苦，著成《本草纲目》，所载药物共1758种，被译为日、法、德、俄等国文字。

　　李时珍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烦，名称多杂。特别是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因而遗祸无穷。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全书约有190万字，五十二卷，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载方一万多个，附图一千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10、《医宗金鉴》总修官——吴谦

　　吴谦，字文吉，清朝安徽翕欠县人。乾隆时为太医院院判。《医宗金鉴》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它是中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又最简要的一种。

　　吴谦是清雍正、乾隆年间的名医，曾任太医院右院判。作为御医，吴谦经常随侍于皇帝身边。乾隆五年(1740年)早春二月，乾隆帝患了感冒，吴谦、陈止敬等御医“敬谨调理，甚属勤劳，……且奏效甚速”，使乾隆帝很快就痊愈了。吴谦等因而受到了嘉奖。在为宫廷服务期间，吴谦多次受到这样的恩赏。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乾隆帝诏令编纂医书，命吴谦、刘裕铎为总修官。作为总修官，吴谦为《医宗金鉴》的成书做出了重要贡献。吴谦认为，医经典籍以及历代各家医书，存在着“词奥难明、传写错误、或博而不精、或杂而不一”等问题，应予以“改正注释，分别诸家是非”。

　　吴谦崇尚仲景学说。在撰著《医宗金鉴》时，他参考引用清乾隆以前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的20余位医家的著述，对这二部经典著作的原文逐条加以注释，汇集诸注家之阐发，撰成《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17卷、《订正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注》8卷，列为《医宗金鉴》全书之首。

　　《医宗金鉴》是清乾隆帝敕命编纂的大型综合性医学丛书。清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国力鼎盛，宫廷医学也达到顶峰阶段。乾隆皇帝务求标榜文治，于乾隆四年(1739)下谕太医院编纂医书：“尔等衙门该修医书，以正医学”。由大学士鄂尔泰和亲王弘昼督办，任命御医吴谦、刘裕铎担任总修官(相当于主编)，陈止敬担任该书的经理提调官。为保证医书的质量，选派有真知灼见、精通医学、兼通文理的学者共同编纂，设纂修官14人，副纂修官12人，武维藩等作为纂修官参加了编写。此外，还有审效官、誊录官等人员，共70余人参加了编写工作。编撰中，不仅选用了宫内所藏医书，还广泛征集天下新旧医籍、家藏秘籍和世传良方。

　　1742年，《医宗金鉴》纂修完成，乾隆帝赐名为《医宗金鉴》，并御赐编纂者每人一部书、一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自1749年起，清太医院将《医宗金鉴》定为医学生教科书；这部书还广泛流传于民间，深受读者的欢迎。

　　《医宗金鉴》是作者们对18世纪以前的历代医学著作加以校订、删补，并节录编辑而成书的，是宫廷医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医宗金鉴》一书，从医学文献校订整理的角度体现了宫廷医学的学术水准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