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古代青瓷的发展脉络

　　浙江是中国青瓷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从浙北东苕溪流域原始瓷的滥觞，至浙南龙泉窑业在清代的消亡，窑火延烧3000余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出现有德清窑、越窑、瓯窑、婺州窑、龙泉窑、南宋官窑等著名窑口，越窑、龙泉窑更是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窑系，影响深远。

龙泉青瓷

　　20世纪30年代，陈万里先生走出书斋，对浙江境内古窑址进行有计划的调查、发掘，是为浙江古瓷研究走上科学道路之始。近60年来，浙江古瓷研究的主流已纳入中国考古学的范畴，迄今发现各时代窑址计2000余处，遍及全省各地。

　　考古证明，世界上率先烧制出瓷器的是中国。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夏商时期，浙江大地的祖先就已经生产出原始瓷器，自此开始，从原始瓷到东汉成熟瓷器的出现，从唐宋瓷窑体系的兴盛到鸦片战争传统制瓷工业的冲击，历时3000余年，浙江古代的瓷器生产始终以青瓷为主流，在所有重要的历史阶段都独领风骚，在整个瓷业发展史上独一无二，可谓是“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

  先秦时期-东汉中期 孕育期

　　夏商之际，浙江大地便已开始生产青瓷，这一历史时期，浙江先民率先在湖州的东苕溪流域，在用瓷土为原料成功烧制出1100摄氏度的原始瓷（陶器多在1000摄氏度以下烧制），同时又开始施上青色的釉（陶器一般无釉），故一般称为原始青瓷，成为陶瓷工艺史上的一次大跨越。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原始瓷窑址主要集中在浙北东苕溪流域，代表有湖州青山窑址群、德清龙山窑址群。

　　之所以称其为“原始瓷”，主要是因为相较于后期的青瓷，在其原料处理、烧成温度、吸水率等技术指标上与成熟青瓷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德清原始瓷

　　经夏商到西周、春秋时期的发展，到战国早期，原始青瓷生产工艺达到高峰。战国时期新出现一批仿铜礼器的制品，如德清亭子桥窑址即生产有原始瓷礼器和乐器，制作规整，纹饰精美，代表着原始瓷制作的最高水平等。

　　此后，随着越国式微，原始青瓷生产逐渐衰落。

　　东汉中期-初唐时期 成长期

　　东汉中期以后，原始瓷器的生产器物有锺、熏炉、丼、耳杯、五联罐等，作为成熟瓷器诞生前夜的过渡产品，直接引领了东汉晚期成熟瓷器的出现。

　　在这一历史时期，以成熟瓷器成功烧制为发端，逐渐形成以越窑为代表的早期瓷生产体系，据上虞小仙坛窑址出土标本测定数据，该时期的浙江青瓷胎釉成分、烧成温度、物理性状均臻于成熟。生产中心也完成了第一次地理转移——从浙北的东苕溪流域转移到了浙东上虞的曹娥江流域。上虞曹娥江中下游流域成为该期最重要的窑业中心，其他如慈溪上林湖、宁波市郊郭堂岙、鄞县周家岙、温州永嘉、衢州龙游、金华等地也都有东汉晚期窑址的踪迹。东汉晚期是浙江窑业的集中爆发时期，由此奠定的浙江窑业空间分布形态，一直延续至两宋时期。

　　六朝时期，浙江青瓷生产未有中辍，纪年墓材料也非常丰富。三国至东晋早期是六朝青瓷的繁荣期，上虞曹娥江中下游依然是制瓷中心，温州（瓯窑）、金华（婺州窑）等地同类窑址亦持续发展，温州地区瓷器，由于瓷土含铁量的差异，胎色较越窑稍白，釉色相对较淡，成为传统“瓯窑”学者的“淡青釉瓷器”。东晋中晚期的青瓷窑址开始兼烧黑瓷，德清乾元镇附近焦山、小马山、城山等地的黑瓷，造型匀称、漆黑光亮，“德清窑”成为黑瓷生产的代表性窑址。南朝时期盛行的莲瓣纹装饰开始出现龙柄鸡首壶，碗钵类器物腹壁加深，是该期最显著的特征。

德清原始瓷窑址

　　上述三期，各期衔接紧密，同类器物的演进昭昭可循，是一连续发展的整体。尽管在该时期，长江中游的江西、湖南也分别形成了洪州窑和岳州窑，但从窑址的数量和密集程度来看，这一时期最具规模的青瓷生产中心无疑还在浙江，且工艺水平也处于领先地位。尤其三国至两晋时期的工艺水平最高，成为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第二个高峰。

　　盛唐-两宋时期 发展期

　　盛唐至两宋之际是浙江古代青瓷的大发展时期，越窑青瓷生产达到鼎盛，龙泉窑在浙西南地区崛起，完成了生产中心的第三次转移，从上虞曹娥江流域转至慈溪上林湖地区。这一时期，越窑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形成以上林湖为核心、以宁波东钱湖和上虞曹娥江流域为次核心、窑场遍布宁绍的庞大窑业体系。

　　其生产工艺在汉六朝沉淀的基础上，迅速提高，胎釉制备更加精良，器物成型更加端巧，匣钵装烧方式普遍采用，尤其以晚唐时期烧制出高端青瓷的代表作——“秘色瓷”，以其的出现为标志，青瓷自此真正体现了其色泽、质感之美，据史料记载，浙江贡瓷的历史也肇始于中、晚唐之交。

　　五代时期，青瓷生产持续发展。后晋天福四年（939）临安康陵马氏墓出土的碗、盏、盏托、粉盒、盘、委角套盒等众多器物，是五代瓷器的杰出代表。

　　在该时期，越窑的生产规模也扩至最大，慈溪上林湖、上虞曹娥江流域、鄞县东钱湖、台州的临海许墅、黄岩沙埠等地都有规模可观的窑群，组成了庞大的窑系。浙江境内的青瓷生产唯越窑马首是瞻，与浙江以外其他众多青瓷窑业体系相比，越窑也堪称出类拔萃，由此奠定浙江越窑牢牢占据“南青北白”的“南青”之主导地位。

台州黄岩沙埠窑

　　北宋中晚期，越窑开始逐渐衰落。但这种衰落并非因为生产规模和工艺水平的急转直下，而是伴随着青瓷生产从上林湖向周边和更广阔的区域的转移。这种转移的走向主要是，从浙东的宁绍地区转向浙西南的瓯江上游。在此过程中，居于两大地理区域之间的台州地区（黄岩沙埠窑），作为地理上的中间跳板，充当了产业转移的主要中转站，在窑业技术交流融合中充当了关键角色。

　　南宋-明代中期 鼎盛期

　　该时期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鼎盛期，也是最富活力的时期。在继承本土越窑技术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外来的工艺，龙泉窑和南宋官窑均烧制出工艺水平登峰造极、富有特色的乳浊釉青瓷，哥窑与官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其多次施釉的薄胎厚釉的青瓷工艺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继秘色瓷之后，粉青釉青瓷成为又一高端青瓷的代表。

　　在这一时期，越窑、瓯窑等逐渐衰亡，龙泉窑在北宋中期迅速兴起，在元代成为鼎盛，成为宋元明三代“民窑之巨擘”。北宋晚期及南宋早期，龙泉窑的基本形成以大窑为中心的龙泉南区与紧水滩水库一带的龙泉东区为核心双核格局庞大窑系业，众多窑场在其毗邻的浙西南、浙南瓯江流域广泛分布。来自中原地区的乳浊釉工艺，加上紫金土制胎技术的采用，使得龙泉窑青瓷产品，既有传统文化因素为主的厚胎薄釉青瓷，也有面目一新的薄胎厚釉青瓷，既有白胎青瓷，也有黑胎青瓷，还有粉青、梅子青等上品精品，从而成为青瓷生产的杰出代表、独占鳌头，成为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第四个高峰。

龙泉窑

　　与此同时，南宋官窑则代表了古代青瓷工艺的最高水准。据南宋文献记载，南宋官窑先有“置窑于修内司”的“内窑”即后世所谓修内司官窑，后有“郊坛下别立新窑”的郊坛下官窑。修内司官窑位于杭州老虎洞，郊坛下官窑位于杭州南郊乌龟山，其制品多次施釉制品，呈“紫口铁足”的外观特征，是南宋官窑的典型产品，也代表了南宋官窑的最高工艺水平。

　　由于种种原因，明代后期以降，龙泉窑明显衰败，产品青釉稀薄、釉色泛暗黄、刻划粗率，造型比例失衡，修胎粗率不规整，器物种类也明显减少，至清代中晚期，龙泉窑停烧，但几十代浙江青瓷人的刀耕火种，给浙江永远留下了青瓷的烧制技艺，给浙江人注入了以技艺创新为先导、以发展实业为导向的文化基因，成为浙江的文化地标。

　　青瓷是非遗技艺。从上山文化的陶器开始，历经跨湖桥文化的印纹软陶，钱山漾文化的印纹硬陶，东苕溪流域的原始瓷，再到成东汉时期的成熟瓷器，后又发展出高端瓷器的代表秘色瓷、粉青瓷，尽管发展有起有伏，浙江的青瓷技艺始终一脉相承、赓续不断，成为浙江大地传承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镌刻着浙江人以创新求发展的文化基因，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遗，成为全球首个入选“非遗”的陶瓷类项目。

　　青瓷是经典产业。浙江青瓷的发展，从最初的陶器生产，便是为了便捷生活所需，及至古越国时期，更是成为重要产业。《越绝书》记载，勾践通过计然、范蠡的贸易，“以一国渔三国之利”，主要依赖的便是古越国大量生产的瓷器。及至两宋，青瓷更是广销海外，成为海外贸易的核心产品，整个浙江青瓷的发展始终都是“为人民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是凝聚人民聪明才智、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富民支柱产业。

　　近年来，浙江文旅持续聚焦青瓷文化标识建设，将瓷文化标识列入文化基因激活工程十大现象级省域文化标识，省文物局持续开展浙江青瓷考古，出版《浙江古代青瓷》等系列解码丛书，推动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申报人类非遗，德清、上虞、慈溪、黄岩、龙泉等开展跨地域省域文化标识同建共享，共同打造青瓷文化这一省域文化标识。建设（建成）德清原始瓷窑址考古遗址公园、上虞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慈溪上林湖越窑考古遗址公园、黄岩沙埠青瓷博物馆、龙泉青瓷博物馆，打造“源文化”文旅综合体（德清）、瓷源文化小镇（上虞）与中国青瓷小镇4A景区（龙泉），举办世界青瓷大会，开展“不灭窑火”“上虞窑开窑节”传统龙窑烧制技艺活动，推出《越风瓷韵》《听瓷》《瓷海乐章》等精品剧目，编纂出版《瓷国之光》《早期越窑》等专业书籍，创建东山越窑青瓷非遗工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