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文化内涵

　　元、明、清三代的北京，是中国古典都城文化发展的顶峰。作为都城主题建筑的中轴线，浓缩了自夏、商、周以至宋、辽、金营国的历史轨迹，积聚了几千年的都城建筑精华，承载着博大的智慧和深邃的哲理，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一历史渊源

　　中轴线布局，具有悠久的产生、衍变、发展和完善的历史，既是都城建设实践的结果，也是营国理政理论的结晶。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宋等几个重要时期，对于中轴线最终形制的形成尤为重要。

　　根据河南二里头考古发现的一座宫殿遗址，可以说中国建筑平面的中轴线布局，早在晚夏（早商）时期就产生了。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将王城的形制总结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背市。”这是儒家经典所描绘的理想都城形制，也提供了择中立宫的中轴线模式。将这一蓝图比较完美地落实于都城的建设，是在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公元204年至220年，汉末魏国都邺城（在今河北省漳县和河南省安阳县交界处）第一次利用东西向穿城大道把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将宫殿、官署和贵族居住区与民居和商业区隔开，结束了此前都城中几乎充满宫殿并且杂乱无章的状态。它还第一次在宫前修建以宫门、主殿为对景的长街，向南直抵都城的南门之一广阳门，形成了中轴线与宫前的丁字形的干道格局，并在宫前长街（即中轴线）两侧集中布置衙署。

　　公元219年至239年，历经20年，曹魏都城洛阳，在继承东汉旧城的基础上改建新城，将宫前南北主街由东汉时的不足700米延长到2公里，使其纵贯洛阳城的南半部，这即是著名的“铜驼陌”（“铜驼街”），并在这条街左右两侧分别建太庙和太社——象征皇权和政权的主要建筑群，第一次实现了“左祖右社”的格局。

太庙萧闲摄影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将中轴线“铜驼陌”自宣阳门向南延伸，穿过外郭，渡过洛水浮桥，直抵表示皇权受命自天的祭天圜丘，更加突出了中轴线的地位；并在旧城外新建了一个巨大而规整的外郭，开创了都城外郭建设的先例。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自洛阳迁都于邺。迁都时，拆毁洛阳宫殿，编其材木为筏，水运到邺城，以建新都。由于邺的旧城“基址毁灭”、令著名儒生李业兴“披图按记”、“参古杂今”，“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制定建城规划。因而，东魏邺城是根据预先绘制的规划图起建的，开创了先规划后建城的历史。东魏邺城最大的特点是，宫城和御街第一次处在真正的城市几何中轴线上。

　　创建于隋的唐长安城，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宫城前从承天门向南直抵大城明德门的中心御道，构成全城的中轴线，其东、西两侧，街道纵横，整齐地分布着110个坊，犹如棋盘，并有东市和西市，对称设立。宫前，还开辟有一条较宽的横街，形成宫前广场，这在中国都城早期出现的宫廷广场中当属最完美的形态。这些布局都为后来北京的设计、建筑提供了蓝图。例如，元、明、清北京天安门前的T字形宫廷广场，就是在隋、唐长安宫廷广场的形制上发展而来的。

　　北宋后期的东京汴梁和南宋时期的临安，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经历着由封闭式的市坊（里）制向开放式的坊巷制的转变，即：废除隔绝各个居民区的坊墙，代之以相互连通的街巷，以坊为名，按街巷分地段规划居民区。因而，“坊”的本义不复存在，“巷”才是实体。“日中为市”的封闭区域“市”，也被重点市场和分散的店铺相结合的体制所取代。这一重大变革深刻地影响了封建社会后期都城的形制。

　　元、明、清北京继承了传统营国制度的精华，继续发挥了中轴线统摄全城的灵魂作用，同时吸纳了坊巷制的革新成果，合理地处理了中轴线与开放环境的关系，加强了中轴线与周围建筑的有机联系，扩大了中轴线的辐射机能，也增强了它的凝聚力，将古典都城文化推向峰巅。

　　文化内涵

　　北京的中轴线，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无论紫禁城宫殿，还是皇家坛庙，不但其形制渊源可追溯至上古夏、商、周三代，而且这些建筑所蕴含的哲理思想、宗教信仰和礼制精神，也都与华夏祖先一脉相承。

北京中轴线上的紫禁城 孙凤阳摄影

　　例如，中轴线的“中”字，既反映了我们祖先对空间的认识，也表达了他们对人间和谐社会秩序的追求。“中”本是古人测天的仪器，由宇宙的观察中，我们的祖先得出“中”的空间概念，将自己生活的地域称作中土、中州、中国。这种关于空间意识的“中”，是“人的主体意识的一次历史性觉醒”。后经儒家发展为中和、中庸的哲学，深化为对宇宙秩序的认识，即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显然，这样的理念表明了“择中而立”的含义，即是要建立符合宇宙秩序的和谐社会。在宋明理学阶段，“中”发展为整个华夏民族凝固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融渗政治伦理道德规范，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都城建筑中的中轴布局，即是对“中”和“中国”观的一种文化认同。

　　中轴布局的南北向空间延伸，表明了都城的主导方向为南北。其中心部位紫禁城坐北朝南，体现了古代“面南而王”的思想。这是中国城市不同于西方城市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特点，与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北京，处于北半球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在大陆西北高气压控制下，常常刮起寒冷强劲的北风；夏季高气压中心又转向东南太平洋上，来自南方的季风带来雨水和暑气。因而，房屋的方向以坐北朝南为宜，既可防寒采光，又能通风避暑。此外，坐北还与北斗星的位置相符，这恰与我们祖先对北极星的崇拜相应。在农业文明时代，先人是依赖北斗七星位置的变换，制定二十四节气的。在星象观察中，他们还发现，北斗的运转，总是围绕着北极，北极恒定不动，满天繁星拱卫着它。将这种天象移植到人类社会，形成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政治秩序理念。体现在建筑中，既以南北轴线为中心、北向为尊，又注重群体建筑的纵向延伸和横向对称，形成拱卫中心的格局。这就是皇宫又称作紫禁城的原因（以北极星为中枢的星垣称“紫微垣”）。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坐北朝南”还反映了华夏先民对天的崇拜。他们认为“天帝”（昊天）的居所在天的中央，也就是北天极。还把北斗想象为天帝的乘车。从众星拱绕着北极运动的星象，推衍出北极是宇宙的中心，居住在这里的天帝主宰着天下万物的生长和命运，所谓：“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当时的诸侯共主（宗主），还将对祖宗的崇拜与对昊天的信仰结合起来。既然作为至上神的天具有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主拥有统治天下的权力自然也授自于天。从而建立起人主与天帝具有嫡系血缘关系的观念，这就是周王将自己称作天子的原因。昊天信仰与祖宗崇拜的沟通，充分说明了原始宗教观与宗法制度的相互渗透，并由此建立起“君权神授”的理论。依照天帝居于天中央、众星环绕四周的宇宙秩序，产生了“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吕氏春秋》）的“择中”建筑理念，这正是中轴线布局和宫城居中的理论渊源。

　　“择中”布局中最核心的“庙”，又是指什么呢？在脍炙人口的名篇《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显然，这里的庙堂是指朝廷。从人君举行朝礼、议政的正殿称作“庙”，我们不仅可以追溯古代宫殿建筑演变的轨迹，还能够探索紫禁城所蕴含的深邃的文化思想。

　　中国古代宫殿的渊源可追溯至上古三代明堂。根据考古发现，明堂是一座集祭祀、布政、教化、飨功、选士乃至寝居为一体的综合建筑，所谓：“天子立明堂，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白虎通义》）。其中，尤把“通神灵”放在第一位，这正是宫殿有“庙堂”之称的原因。以人君居住之所祭祀天帝，甚至有更悠久的历史。在远古农业神崇拜时期，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以时尝谷，祀于明堂”、黄帝作“合宫”以祀上帝，就是例证。

　　在上古时期，受物质条件所限，古朴的明堂虽然只是一座综合性建筑，却包容了后来宫殿建筑群承担的所有功能，可以称作是宫殿的原生形态，今日恢弘的紫禁城建筑都是从这个“细胞核”衍生而来的。

　　根据考古发现的原始聚落的“大房子”以及古代文献的记载，明堂不仅是一个宗教性的祭拜礼祀之所，还是天子寝居、餐饮、处理日常公务的地方。明堂内四周有不同的房间，天子要“依时起居”，即按照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的时间顺序，沿着由东至北的顺时方向，分别住在相应的房间内，吃不同的食物、穿不同的衣服、听不同的音乐（参见《东西方的建筑空间》）。这种严格遵照天象、节气、月份作息的制度，同样反映了人君对昊天的崇拜和宇宙秩序的尊重。这样的原始宫殿形态和象征作用，一直延续到明清的紫禁城，围绕着皇帝寝宫乾清宫的东、西六宫，正是上古明堂的十二个居室，同样象征着一年十二个月的星辰天象。

　　此外，《周礼》还载有周代宫廷“三朝五门”之说。“三朝”是指外朝、治朝与燕朝，“五门”指皋门、雉门、库门、应门和路门（自外而内）。周代的三朝，一般认为是沿南北轴线纵向排列。但自魏晋南北朝，又有宫廷正殿两侧设立东、西堂之制，呈横向排列，乃属左、右配殿，是为常朝场所。这些建制形态，不仅都为明清紫禁城所继承，而且更形完美。从纵向说，天安门、端门、午门是“外朝”，太和、中和、保和三殿是“治朝”，乾清、交泰、坤宁三宫是“内朝”或“燕朝”。从横向说，午门门楼相当魏晋南北朝时期宫殿的大朝，其稍后两侧的文华殿、武英殿相当于东、西堂（即常朝）。紫禁城正殿前，从南至北为：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和太和门（参见《匠学七说》）也符合《周礼》“五门”之说。显然，明清紫禁城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集大成者，具有数千年的文化积淀。

　　在以往的中轴线研究中，人们过多地阐述了它的形制与建筑所体现的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作用，其实这只是揭示了政治层面上的特征。中轴线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更深刻的层次还在于它所体现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世界观、价值观和哲学思想。这些意识形态文化不仅只属于封建统治者，还深深植根于祖祖辈辈中国人的内心。经过历史的锤炼，其核心及精华部分构成了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或者说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

　　中华传统文化对天的信仰，从哲学意义上讲，即是将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归源于天，认为天是人间价值的超越性源头，即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可视为哲学概念上的“本体”。由于天可以主宰人间的各种事务，而且“天道无亲，唯德是授”，“赏善罚淫”。为了赢得天的眷顾，德被视为人的最重要的品质，只有“明德”才能得“天命”。德在秩序上的体现是礼，礼发挥着规范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作用，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这些经由儒家总结的重要理念，都蕴含在中轴线上的建筑中。

　　中轴线上的核心建筑紫禁城，各类殿宇、廊庑共计有房8700余间，能够有序地组成一个规模宏伟、空间协调的整体，与建筑所体现的礼制是分不开的，堪称是哲理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为了象征太和殿的至尊地位，其建筑高度达35.05米，比正阳门城楼还高1米多，是全城最高的建筑。它与三大殿的其他两座殿宇以及东、西两侧的体仁、弘义二阁，既严格地遵循着礼制的原则，又避免了比例的失调，达到了建筑美学的最佳效果。例如，保和殿虽然比太和殿略低一级，但又不能形成三大殿的虎头蛇尾，采用了极其巧妙的处理方法。在维持外表面阔九间、进深五间的同时，殿内柱网则改为四间，形成“外五内四”的进深，从而回避了太和殿的“九五之尊”。中和殿位于三大殿的中间，为了避免雷同，又不能过于降低等级标准，采用了《大戴礼记》中的上圆下方明堂形制，将其做成正方形平面，殿身纵横各三间，四面不砌墙，周围设围廊，屋顶为四角尖，上安鎏金圆宝顶。既丰富了三大殿的建筑语言，又表达了“向明而治”儒家理念。由于太和殿是重檐庑殿顶，其两侧的殿阁，既不能过低，又不可越制，因此采用了单檐庑殿顶，但又在与单檐拉开距离之处建有腰檐（参见《中国建筑论文集》），形成相似风格，但又非同一级别。这些巧夺天工的完美设计，显然在证明着礼制也是建筑秩序的准则。

　　礼制既有维护天子至尊的作用，还有以“克己复礼”约束皇权的意旨。正如一些建筑学家所讲：“建筑对天子的行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起着约束作用”（见《匠学七说》）。天坛在中轴线南端的设立，旨在“奏九成于圜丘，因以使之知天”，表明唯天为大，人只有在与天的联系中才能具有权威，同时也是天人合一的象征。再从太和殿看，其重檐庑殿的形制，如果从建筑艺术角度说，远不如重檐歇山顶的复杂，也不如攒尖顶的华丽，却因它表现了中正平和的恢弘气派，列为宫殿建筑的最高等级，只有帝王居停之处才能采用。这种古朴无华的形制，寓意也在克己复礼。历史上还曾流传这样的故事，称：宋太祖受命之初，坐万岁殿，令洞开诸门，端直如引绳。叹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见矣”（《闻见前录》）。这充分说明了，中轴线建筑具有警示天子理政要正直的作用。建筑学家还将宫殿建筑比作“环境容器”，以说明礼乐环境对皇帝的规范作用，深刻地讲道：“我们现在都知道皇帝的殿堂和官员的廨署那种威严气氛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怎知道皇帝和官员也受到建筑的震慑”（《匠学七说》）。

　　中轴线建筑还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按照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分别代表西、东、北、南和中，还分别表示白、青、黑、赤、黄。五行具有相生、相克的关系，即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由于土象征着中央，紫禁城的宫殿除将屋顶大面积地做成黄琉璃瓦外，还大面积地把墙壁、油饰做成赤色，以符合火在五行中属长为赤，火为土之母，以便紫禁城中央的“土”循环生化。因为北方为水，水生木，所以把乾、坤两宫之北布置了以木为主的御花园，以符合水生木。至于太和殿南部无树的原因，则怕犯了木克土的忌讳。当然这与大朝广场无需树木的实际也相吻合（《中国宫殿建筑论文集》）。

故宫御花园 陈宝文摄影

　　建筑美学特色

　　北京中轴线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和美学价值，与西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建筑既注重单体建筑的美，更重视群体建筑的和谐对称以及纵向延伸，在组织空间序列方面大大突出了建筑的节奏功能，形成了将空间与时间相结合的建筑特色。位于中轴线核心的紫禁城建筑群，就是这一美学思想的完美结晶。从总体上看，“由正阳门到午门是长长的前导，太和殿、乾清宫组群是皇宫的核心也是序列的高潮，御花园以后从景山直抵钟鼓楼则是结尾，形成一个由低至高又至低的大节奏。而每一段又可划出若干低—高—低的小节奏。如核心部分，太和门和内金水桥广场，既是前部分节奏中午门的结尾，又是这部分节奏的前导，太和门后的太和殿是高潮，而后面的保和殿及乾清门前广场是结尾”，序列节奏十分清晰（参见《理性与浪漫的交织》）。再有，故宫有近万间房屋，从室内到室外，房屋到庭院，不下几十种形式，但有一种基调，就是格局方正对称和黄瓦红墙，呈现了和谐的统一。

　　因而，有建筑学者将西方建筑比喻为凝固的音乐，将中国建筑比喻为流动的音乐，他们还说：“世界各地旅游者来到北京的故宫和天坛，看不到凡尔赛宫的镜面五厅，也看不到克里姆林宫的金饰大厅或彼得行宫的花园喷泉和黄金雕像，他们欣赏的是建筑的形象美：比例、节奏、韵律等。这是我们传统的最宝贵处，是由民族传统铸成的哲理观念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