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龙文化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以自己是龙的传人而自豪，中国更被誉为东方巨龙。龙文化渗透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到处都能看到龙的踪影。

　　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古老的风水理论恪守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生克三大古典原则，与中国营造学、中国造园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古人无论是选择繁衍子孙的居所还是安放灵魂的阴宅，从选址、建造到最后的“入住”都须有风水堪舆师参与并提供意见。

　　中国的风水术通常被归为理气派和形势派。然而，无论是理气派还是形势派，都以山川地形为基础。在中国的风水学中，形势和理气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形势还是理气，在它们的决定中都需要考虑大环境。就像中医通过脉象来判断身体的整体状况一样，宅地的吉凶也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只有当形势得当，宅地才能达到完美的状态。清代的《阳宅十书》指出：“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形势和理气都是风水学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万山之祖昆仑山，古人认为天下龙脉发于昆仑

　　风水术士考察山川形势首推“地理五诀”，即龙、穴、砂、水、向，相应的活动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立向”。所谓觅龙，即是对当地的龙脉进行勘察，通过分析推理来判断其优劣。在这里，“脉”原指血管，引申为类似于连绵贯穿的东西，而龙的身体以绵长为特征，同时又具有变化多端的特点。因此，古代的风水理论借用龙的形象来象征山脉的走向、高低起伏、曲折变化。这些山脉在外观上连绵起伏，而在内部则可能贯通生气，始终有起点和终点，有着根源和支流，这样的山脉就被称作“龙脉”。平地上也有龙脉，其标志是微地形和水流。

　　古人之所以要寻找、辨别龙脉，原因就在于风水术以气为万物本源。《管氏地理指蒙》卷一《有无往来》中提到：“未见气曰太易，气之始曰太初……一气积而两仪分，一生三而五行具，吉凶悔吝有机而可测，盛衰消长有度而不渝。”明代蒋平阶在《水龙经》中论述“气机妙运”时指出：“太始唯一气，莫先于水。水中积浊，遂成山川。经云：气者，水之母。水者，气之子。气行则水随，而水止则气止，子母同情，水气相逐也。夫溢于地外而有迹者为水，行于地中而无形者为气。表里同用，此造化之妙用，故察地中之气趋东趋西，即其水之或去或来而知之矣。行龙必水辅，气止必有水界。辅行龙者水，故察水之所来而知龙气发源之始；止龙气者亦水，故察水之所交而知龙气融聚之处。”在这里，所谓的气并非指物质世界中的空气或大气，而是一种超自然的神秘之物，它具有无穷的变化能力，可以转化为水，也可以沉淀为山川。因此，寻找生气首先需要观察山川的形势。要判断龙脉的优劣，就需要审视山脉的长短、大小和兴衰。如果山脉延绵不断，气脉也将延绵不断；而如果山脉短促，则气脉也会短促。

　　勘测风水首先要搞清楚来龙去脉，然后寻找能聚生气的地点，这就是“点穴”。“穴者，山水相交，阴阳融凝，情之所钟处也。”在风水中引申为龙脉止聚、川溯萦回、冲阴和阳、土厚水深、郁草茂林的一个地方，风水学的“形势派”认为“有龙必有穴”，“龙真穴亦真，龙假穴亦假”。绵亘的龙脉，远者百里千里，近者五里十里，选穴实非易事，正如《葬经》所云：“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上海豫园龙头墙

　　天下龙脉发于昆仑

　　中国的地理形势，每隔8度左右就有一条大的纬向构造，《考工记》云：“天下之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途矣。”《尚书·禹贡》篇把中国山脉划为四列九山。而被认为是风水术“形势派”开山人物的唐人杨筠松在《青囊海角经》中写道：“山之发根脉从昆仑。昆仑之脉，枝干分明。秉之若五气，合诸五行；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相配，合乎德刑；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祸福悠分。存亡之道，究诸甲庚，天星凶吉，囊括虚盈。”昆仑山在古代神话中被描绘为连接天地的中枢，聚集了百神之力；同时，它也是地理上真实存在的重要山脉，是诸多河流的发源地，被视为万山之祖，似乎蕴含了宇宙万物生发的奥秘。根据风水学的观点，昆仑山承载了天上五气，同时也是阴阳交汇之地，具有五种形态，堪称万山之首。从昆仑山发出的五条山脉，其中三条向东南延伸，被认为是中国历代所视为龙脉的主要山脉。北龙自阴山、贺兰山而来，贯穿山西，最终蜿蜒入海；中龙自岷山入关中，经过泰山，也通向大海；南龙则由云贵、湖南一路延伸至福建、浙江，最终注入大海。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堪舆家将龙脉之形作了形象的概括，共分九条正龙：回龙、出洋龙、降龙、生龙、飞龙、卧龙、隐龙、领群龙。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龙脉可以被划分为顺龙和逆龙，或者阳龙与阴龙。简而言之，好的龙脉通常具有生旺、善良、富足、尊贵等特征；相对地，坏的龙脉则可能表现为无生气、凶恶、贫瘠、贫穷或者断绝等特征。总之，观察龙脉的形态相对较为容易，但真正理解其蕴含的力量和势态则是一项相当复杂的任务。

　　按照理想的模式龙脉分为祖山、少祖之山、高祖之山、远祖之山。要获取龙脉的吉气，祖山的选择至关重要。祖山应当气势雄伟，高耸入云，是吉气的聚集中心。少祖之山则扮演着连接祖山和高祖之山的纽带角色。只有祖山通过少祖之山与高祖、远祖之山相连，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生气的供应，直接与昆仑祖庭的气脉相通。如果缺乏这种连接，可能会导致负面影响。

　　以北京城为例，《天下舆图总考》指出：“天下之山三大干，北干起自昆仑阗颜至白登西，一枝为壶口、太岳，南析城，历恒山、钟燕山，转天寿，尽于碣石、海。”由此可知，北京城位于北干龙的路径上，而天寿山则是北干龙的正结，也就是北京城的龙脉之所在（以玄武山为主）。因此，可以推断北京城的龙脉起源于昆仑山，经过太行山从西南走向东北，太行山脉蜿蜒曲折自南向北延伸；而燕山山脉则雄浑壮观，重叠起伏，自西向东排列。昆仑山犹如连接天地的巨柱，象征着天上通达地下的神秘力量，因此故宫也被赋予了天上元气的象征。元气是宇宙生命之源，是一切存在物的生命之本。有了元气，就有了生气，因此北京城蓄积了生机，成为了万世永固的根基。这表明龙脉实际上也是古代社会的一种精神支柱，百姓信仰它并依赖其给予的精神力量来坚定生活的信念，而统治者则依赖其传承万世之基。古代人将龙脉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今，尽管现代科学发达，但龙脉的影响依然存在。

新疆特克斯县以八卦布局筑城，传说其雏形是由南宋道教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勘定

　　“四神砂”中的青龙砂

　　据传，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一个朝代筹建新的都城之前，都会先找到一座崇山峻岭作为依托。只有有了高大雄伟的山峰作为靠山，国都才能安稳建立。南京作为六朝古都，毗邻长江，四周环绕着群山，形势险要。西边的秦淮河流入长江，沿江地带多有峭壁，而西南至东北则有石头山、马鞍山、幕府山，东侧是钟山，西侧则有富贵山，南部还有白鹭山和长命洲，这些山峰和地形相互交错，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为城市提供了天然的防御和支撑。明代高启有诗赞曰：“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可见，为城市和建筑选址，除了对“来龙”之主山的辨别，还要观察隶属主山之环卫诸山的好坏，辨明山之群体关系，即察砂。

　　明代徐善继著《地理人子须知》说：“砂者，古人授受，以砂堆拨山形，因名沙尔。”沙、砂相通。在风水格局中，砂乃统指前后左右环抱城市的群山，并与特达尊崇、城市后倚的来龙或谓主山镇山者，呈隶从关系。在所有环绕吉祥地的“砂”中，最重要的当属所谓“四神砂”，它们是位于吉祥地左右前后四个方向的小山，风水学中将它们命名为：青龙（位于左）、白虎（位于右）、朱雀（位于前）、玄武（位于后）。

　　风水学中的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其天文学的来历。古代先哲在观察星辰时，选取了黄道和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参考坐标，并将这二十八宿分为四组，每组七宿，代表春、夏、秋、冬四季中的主要星宿。这四组星宿联合起来构成了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等象征性动物形象。唐代的孔颖达解释苍龙七宿的含义：“角、亢、氏、房、心、尾、箕，并为苍龙之体，南首北尾，角即龙角，尾即龙尾。”《周易》中乾卦被视为龙卦，乾卦中的六个爻辞反映了古人对苍龙七宿在不同季节在天空位置变化的观察成果。初九代表龙星尚未升起，农事未能开始，所以说“潜龙勿用”。九二代表龙星刚刚出现在天空，这时人们能看到龙角和田宿同时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预示着农事即将开始，这也是最适合进行郊祀的时候，所以说“见龙在田”。九四代表苍龙七宿完全升起到地平线以上，标志着春夏之交的时节，称之为“或跃在渊”。九五代表苍龙七宿已经达到天空的中间位置，是夏季的天象，称之为“飞龙在天”。苍龙运行至天顶后，龙体开始西斜，时至夏至后的三伏天，这时的天象称之为“亢龙”。随后龙体逐渐向西斜，星宿依次落入西方地平线，组成龙头的角、亢、氏等星宿陆续消失，进入仲秋收获季节，这时的天象称之为“群龙无首”。正因为古人对龙星在确定季节上的重要作用有认识，所以对之产生了崇拜，并将蛇崇拜与之结合，把东方这些星宿命名为“苍龙”，因此有人说天体崇拜是龙崇拜产生的真正原因。龙能潜伏、飞腾，均与龙星有关。至于龙的体态，则与地球上的蛇、鳄、蜥蝎等动物的形态有关。

北京明十三陵长陵恩殿石雕螭首

　　“四象”作为方位，先秦的《礼记·曲礼》已有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后人对此解释：“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此处“左东右西”的概念与我们看地图有区别。现在的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而古人的地图是倒过来的，下北上南，这样就成了“左东右西”。风水先生将“四象”运用到地形上，以“四象”的形象及动作譬喻地形，又附会以吉凶祸福。从西安半坡遗址和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大墓青龙、白虎贝壳布局来看，四象在风水中的运用起码有6000多年的历史。《三国志·管辂传》记载：“辂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间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这就是管辂根据四象处于四危状态，判断毋丘俭两年之内必遭灭族。风水学的“祖师”郭璞在《葬经》中也说：“经曰地有四势，气从八方。故葬以左为青龙，有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谓之嫉主，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以支为龙虎者，来止迹乎冈阜，要如肘臂，谓之环抱。以水为朱雀者，衰旺系形应，忌夫湍流，谓之悲泣。”从以上这两段话不难看出中国风水的最佳格局，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四神象格局，后有靠山，前面必要有弯环朝抱之水。

　　建筑中的龙饰

　　人们生活在天地之间，与周围环境密不可分，因此本能地追求选择、建设、创造美好的环境。中国古代的堪舆学中的“龙脉”理念对于城市和建筑的选址、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古建筑中使用龙的形象作为装饰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天安门华表上的蟠龙、北海的九龙壁、北京孔庙的飞龙丹陛、曲阜孔庙的云龙石柱，以及隋代赵州桥栏板上的蟠龙石雕、北魏司马金龙墓的蟠龙柱础……几乎每到一处名胜古迹，必见龙的踪影。

　　在汉代以前，龙的纹饰并不局限于皇帝专用，一般的贵族也可以在房屋居室中使用龙纹装饰。刘向在《新序·杂事》中记载了“叶公好龙”的故事，这就说明了这一点。东汉时期的大将军梁冀曾经建造了阴阳殿，殿内雕刻镂空出青龙和白虎的形象，并用丹青画上云气。因此，龙在古代中国的民间建筑装饰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屋脊、门楣、雀替、斗拱、碑头还是墙体等部位，龙的形象千姿百态，气势雄伟，展现了丰富而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从汉代一直到唐宋元，龙逐渐成为帝王的象征，但在这段时间里，龙饰虽然受到皇家的限制，但并未被皇家专有。

遗留至今的龙形瓦当，显示着岁月的痕迹

西汉四神瓦当，从左至右依次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战国时期，燕下都的双龙纹半瓦当（左图）。汉代青龙纹瓦当（右图）

　　以山西太原晋祠创建于宋代的圣母殿为例。晋祠圣母殿是一座木构建筑，由基座、梁柱结构体系和屋顶三部分构成，而这座大殿从上至下都与龙文化息息相关：基座上栏杆下方石雕着龙头，用以排泄雨水；基座上的梁柱结构中，前下檐8根木柱上各有一条木雕蟠龙，它们姿态各异、威猛生动，仿佛是大殿的守护神，也象征着圣母殿尊贵不凡的地位；正脊两端是龙形正吻，正脊正中的脊刹下方则雕刻着两个相背的龙形吻兽，正脊的正面还镶嵌着两对双龙戏珠的琉璃图案。此外，屋顶上的戗兽、角兽以及套在仔角梁上的套兽都呈现出龙的形态，使得整个屋顶处处可见龙的身影，令整座圣母殿因龙饰的生动丰富而更加光彩夺目。

　　明清时期，龙饰成为了皇家宫殿的主要装饰元素，而北京故宫则将龙文化发挥到了极致。故宫的殿宇台基外部都饰有吐水的螭首，其中三大殿的台基以汉白玉制成，共计有1142个龙头，雨天时可观赏到千龙吐水的壮观景象。殿宇的三层台基上则环绕着汉白玉栏杆，共计有1458根，柱头雕刻着云龙，形成了龙的海洋。进入太和殿内，可以看到金龙宝座、金龙屏风、金龙藻井等装饰，殿内还有贴金和玺彩画，以及六根沥粉金漆龙柱，与万条金龙的装饰相辉映，构成了金龙的世界。隔扇裙板也以龙为装饰，雕刻有二龙戏珠的图案。太和殿顶上的琉璃大吻，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最大的一对，每只都有着清晰的龙纹，被称为龙吻。这些大吻不仅具有威武的外观，而且在建筑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安置在屋顶正脊的两端，封固了前后坡和前后三坡瓦陇的接口处，有效防止了雨水渗入。这些装饰元素使得故宫更加雄伟壮丽，展现了龙在中国古代建筑营造领域的独特地位。另外，故宫隔扇上的金缸、匾额和玺彩画，均以龙为饰，龙文化渗透于故宫建筑的每一角落。

　　龙在建筑上的形象，通常采用石雕、木雕、窑冶、彩绘、雕錾、铸造等方法制作。石雕有御路、须弥座、望柱头、碑座、泉口等。木雕表现在梁柱、天花、藻井等上面。据考证，三国和南北朝时，龙的形象还是建筑物的“保护神”，那时的建筑物曾装有一种奇妙的装置——“龙舌”，建筑的屋脊两头分别有一个仰起的龙头，口吐出曲折的金属舌头，伸向天空，后根连接着一根细细的丝，直通地下。在发生雷击的时候，电流会从龙舌沿线下行地底，起到了避雷的作用。那时神州大地，庙宇、古塔如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但遭受雷击的记载却很少见。

　　从风水中龙脉对人心理的影响到龙在建筑装饰艺术中的普遍应用，再到“龙的舌头”对建筑的保护作用……自古至今，象征高贵、神奇、吉祥、雄伟的龙，在中国古代建筑营造领域的地位首屈一指，不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