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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上没有千年不亡之国，也没有一成不变、长盛不衰的首都。伴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民族关系的发展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古代的首都也不断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也在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不断接受历史无情的考验，也在不断地流变与迁徙。
（一）夏、商、周三代首都的迁徙
夏、商、周三代统治的地域较小，主要是以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为中心，因此其首都也是分布在黄河流域，其中包括夏都斟？？、商都西亳、商都殷、周都丰、镐和洛邑等，基本上集中在今洛阳、西安、安阳地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次迁都，即盘庚迁殷和周平王东迁。商族和商朝经常迁徙，在商汤建国之前曾迁徙8次，建国之后至盘庚之前曾迁都5次，故而历史上称之为商族“不常厥邑”，前八后五。商人的迁徙当然不是见异思迁，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包括原来的首都因黄河泛滥而经常受害。盘庚迁殷主要是由于原来的首都地区地力下降，生产衰退；贵族生活腐化，引起人民不满，统治不稳。而盘庚迁殷之后则出现了商朝的中兴，经济繁荣，文化发展，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出现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和甲骨文。此后273年商朝再未迁都。
周朝的平王东迁主要是由于统治阶级生活腐化、政治黑暗，导致内忧外患频频发生，鬼方的军队乘机攻入西周的首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周平王在西方统治不下去了，只好东迁洛邑。当时秦国的祖先秦襄公曾率兵勤王，于是周平王将西方交给秦襄公去经营。此后秦国以此为根据地并建都咸阳，最后竟然灭二周、并三川，并最后灭掉山东六国，统一了中国。这大概是周平王所始料不及的。
（二）洛阳作为首都的不利因素
洛阳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古都，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若全面衡量，其先天不足也相当明显。首先，作为一国之都，洛阳地区的面积略显狭小，既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口，也没有雄厚的物质资源，一遇战事，便会感到周旋余地过小，可资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不够雄厚。其次，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鞭长莫及，控制力比较薄弱。定都洛阳，制内易而御外不易。第三，洛阳地处交通要冲，在古代水陆运输都十分发达，这对于有效地统治全国以及刺激首都经济的繁荣都很有利，但“福兮祸之所伏”，每逢新旧王朝更替或天下大乱之时，这里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昔日雄伟壮丽的都城，总会在激烈的战争中沦为废墟。如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北朝后期，高欢与宇文泰在洛阳地区的争夺战，安史之乱时争夺洛阳以及五代各派势力的战争等，都曾使洛阳受到严重破坏，有时“焚城中室屋俱尽”，有时“宫室焚烧，十不存一”，故而洛阳城的发展，经历的是一个反复毁坏又不断重建的过程，这期间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浪费是不言而喻的。
当古代中国的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俱在黄河中游和下游地区时，洛阳作为王朝首都的地位一时还难于被取代。但一当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转向东南，政治和军事重心移向北方之后，洛阳作为全国政权首都的优势便不复存在，而其原有的劣势则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因此，北宋以后，洛阳便不可遏止地走向衰落，除了在宋、金时还一度保持陪都的名义之外，到元、明、清时，洛阳不过是河南府所辖的一座城市而已。“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北宋大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这句诗既反映了洛阳由盛变衰的历史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深刻的哲理：盛衰兴废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再繁荣的都城、再兴盛的国家也不例外。通过研究，逐步认识一个都城、一个国家盛衰兴亡的内在规律，正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所在。
（三）刘邦放弃洛阳、定都长安的原因
刘邦建西汉，开始决定定都洛阳。娄敬认为不妥，对刘邦说：“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刘邦说：“然”，确有此意。娄敬分析道：“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室自后稷以来，积德累善十余世，经文王兴周，武王伐纣，不期而会者有八百路诸侯，基本上可以说是以德取天下。成王即位后，周公平定了武庚之乱，“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当其盛时，天下和洽，效其贡职；及其衰也，则天下莫朝，周不能治。而刘邦则是以武力争得天下，“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是不能与周朝的成康之时相比的。因此不宜定都于洛阳，而应定都于关中。他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群臣多为山东人，认为秦二世而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北有黄河，南有伊洛，其固也足以恃。惟有张良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于是刘邦采纳了张良的意见，即日起驾，“西都关中”。西汉与隋、唐强盛的事实，说明娄敬与张良的分析是正确的。长安与洛阳相比，洛阳的确“非用武之地”，而长安的军事优势却是相当明显的。
直到明朝初年，御史胡子祺还曾上书，“请都关中”，甚至朱元璋也曾认为很有道理。其中说：“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其中河东“其地苦寒”，开封“其地平旷，无险可守”，洛阳也没有“崤函、终南之阻”，“泾渭灞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也”。只是由于漕运不便，朱元璋才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四）五代中的四代为何放弃洛阳，定都开封
西汉之后，刘秀以洛阳为都，建立东汉，直到隋、唐以洛阳为东都，洛阳还曾兴盛发达了数百年。它的最后衰落是在唐末五代时期。黄巢起义之后，长安遭到较大破坏，唐中央政府不得不迁至东都洛阳。但由于军阀混战，洛阳也遭到了很大破坏，代唐而兴的朱温曾经被唐朝封为梁王，大梁（开封）成为其夺取天下的根据地。因此当其逼唐朝皇帝退位后，不仅将其国号定为“梁”，而且将其首都定为大梁。朱温在其即位诏书中，讲了他定都开封的理由，其中说：“古者兴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勋有异庶方，沾庆泽所宜加等。”“用壮鸿基，且旌故里，遵令典，先示殊恩。宜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其东都改为西都。”为了摆脱唐朝旧势力的控制，将自己的龙兴之地升为首都，而将唐末首都洛阳降为陪都，这是朱温自己宣布的放弃洛阳、定都开封的主要原因。
代后梁而兴的后唐，自称为唐朝的继承者，故而在其建国之后“诏复以洛阳为东都”，并恢复了长安“西京”的称号，包括后梁改变的其他城市名称，后唐也全盘恢复了。这显然是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原王朝的正统，是为了满足政治斗争的需要。
而石敬瑭建立后晋后，“以大梁舟车所会，便于漕运，建东都于汴州，复以汴州为开封府，以东都为西京，以西京为晋昌军节度。”在这里，后晋主要考虑的是“舟车所会，便于漕运”，将交通运输，满足首都军民需要、便于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放在了首位。这正是开封取代洛阳为都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后汉、后周仍以开封为首都，从而为北宋以东京为都奠定了基础。
（五）“兴也黄河，败也黄河”
——屡遭劫难的开封城
与其他都城相比，开封是一座屡遭劫难的古代都城。它位于黄河南岸，其历次劫难多与黄河水患有关。但开封的黄河水患并非都是自然灾害，而是天灾与人祸交互作用的结果。比如，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曾经掘鸿沟水灌城攻下了大梁，这应是开封史上敌对一方第一次利用河水攻城。自此之后，开封地区的天灾与人祸又不断发生。
北宋初年，黄河是从渤海南部入海，宋人称之为“京东故道”。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黄河在滑州（今河南滑县）大决口，经澶州（今濮阳）、濮州（今苍县）、曹州（今荷泽）、济州（今巨野），东南流至彭城（今徐州）界入淮，时人称为“东流”。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又于澶州决口，形成了新河道，河水经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冀州（今冀县）、深州（今河北省深州市）、永静军（今东光）至乾宁军（今青县）入海，时人称为“北流”。宋朝大臣曾就“东流”、“北流”利弊反复争论，一派大臣从防辽的目的出发，力主回河东流，但三次回河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这虽然不利于开封城的军事防卫，但因黄河河道距城远达200里，却无水患之虑。
建炎二年（1128年），南宋赵构政权为阻止金兵南下，决开黄河自泗入淮，加速了“北流”河道的淤积。金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从阳武改道，距离开封城仅有40余里。1234年，蒙宋联合灭金后，南宋军队为抢夺胜利果实，攻入开封；蒙古军与之决裂，在城北的寸金淀决开黄河，不仅淹没了开封城，而且引发了元代频繁而酷烈的黄河水患。文献记载的黄河280余次决口，多数发生在河南，黄河水曾经八九次冲进开封城内。由于黄河泛滥，开封一带河湖淤没，地貌尽改，形成了无数的沙丘与碱地，原来优越的地理条件丧失殆尽。
明初十年曾以开封为陪都，称为北京。明初君臣还曾一度主张迁都开封，但黄河水患却严重阻碍了开封的发展。在明277年中，黄河决口的年份多达246年，而且大部分是在开封上下河段。黄河河道步步南徙，距离开封城仅有30里左右，而且河道高出地平线八九米，成为地上河、城上河，黄河水曾经6次侵入城内。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十六日，官军决黄河以淹李自成农民军，开封城顿成一片汪洋，城内居民37.8万余人，幸免于难者不到2万人，形成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清代以后，黄河河道进一步南逼，距城最近处仅有20里左右，黄河水患有增无减。在中国古代都城中，没有一座城市像开封这样饱受水患之苦。
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封犹如一个弄潮儿，由于其所处的水陆交通优势，曾经一度冲上了浪尖；但后来又由于其所处的地理形势，很快就长久地跌入了谷底。“兴也黄河，败也黄河”，开封城盛衰的历史的确与黄河有着直接的联系。
（六）南京——偏安王朝的首都
南京地区有虎踞龙蟠之险，总汇东南之富，水陆交通之便以及刚柔相济之美，因此曾为十朝古都。但从地理、气候环境看，南京也并非十全十美，比如，距离北部边防较远，不利于加强对北方的防卫；经济富裕往往带来民风文弱、重文轻武乃至生活腐化，会从内部削弱一个政权的总体国力；南京地区本身丘陵较多，平原较少；秦淮河河床狭窄，内河运输比较困难；再加上夏季气候闷热等，所有这一切又是南京作为全国性政权首都的不利因素。因此，在我国历史上，南京只是在明初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曾经成为全国的首都，在其他时期只是作为地方性政权、割据政权的首都，一般都具有偏安性质。
（七）杭州的不足
在中国七大古都中，杭州最缺乏帝都所应有的雄浑刚健之气。她那美丽的景致，宜人的气候，似乎更适合作为帝王的离宫别馆，而不适合成为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杭州能够成为南宋的都城，不仅对南宋统治者来说是一个权宜之计、临时措施，而且可以说是历史的偶然。“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这首妇孺皆知的诗句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以温柔乡、佳丽地作为首都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八）从金、元、明迁都北京
看中国古代首都迁徙的总趋势
本人在北京学第四次研讨会上曾提交了一篇论文（见《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即《山河形胜之地，应运而兴之都——从金、元定都北京看北京的地位与特色》，其中分析了金、元迁都北京的原因，在此不再重复。而曹子西先生主编的《北京通史》第6卷专门列出一节《永乐迁都北京》，阎崇年先生的《燕史集》也专门写了一篇论文《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其中对明朝迁都北京的原因作了详尽的分析。
纵观中国古代首都迁徙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封建社会历朝首都的迁徙大致有一条从西向东、从南向北的迁移轨迹：在北宋之前，主要建都于西安、洛阳；北宋之后，主要建都于北京。而位于河南的开封和位于浙江的杭州，明显地带有一种临时与过渡性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之所以选择北京为其首都，正是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机遇相互作用的结果——北京在中国政治地理格局中具备得天独厚、无可取代的优越区位条件，而封建社会后期这一地区又处于中国各族人民民族融合的中心地位。正如明永乐时文臣在上书中所说：
“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盛，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
《日下旧闻考》也说：“若夫万里河山而都城位北，南向以收其朝拱之势，梯航车马，络绎奔赴，皆自南而北以奉神京，岂非古今一形胜哉！”北京虽然偏居中国北方，但沃野千里，山川形盛，足以控四夷，治天下；同时陆路、水路交通都相当便利，可以“梯航车马，络绎奔赴”，有效地解决物资供应问题；军事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依山傍海，便于控制塞外的军事力量，也便于抵抗来自海外的入侵；最为重要的是，它还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使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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