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文书看古人的“防伪神器”

　　惊心动魄的“伪造”传奇

　　公元8世纪末，唐代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军事危机——泾原兵变。叛乱爆发后，唐德宗逃亡奉天。为挽救危局，司农卿段秀实试图盗取泾原节度使的官印，以召回追击德宗的叛军，但未能成功。情急之下，他伪造官文书，并倒盖自己司农卿的官印，竟然成功将叛军召回长安，为德宗朝廷赢得了喘息之机，最终平灭叛军。

　　印章：权力与防伪的象征

　　印章不仅是权力与身份的标识，更是文书真实性和合法性的有力保障。南北朝时期，印章的应用方式发生了转变，从早期在封泥上压印改为在纸上钤盖。青铜材质的官印和受到其影响的寺院与私人印章，印面通常为5.2厘米至5.5厘米见方，这样的印章蘸取印泥时往往难以覆盖完全，即使仅仅钤盖一次，也会发生印文模糊的情况。为了能够解读印文，常常需要将多处钤盖的同一枚官印拼凑在一起，反复端详，方能得到确解。源自这样的因由，段秀实反盖印章的情况才可能发生。

北周“左司武印”，铜质，鼻纽有穿，纵5.2厘米，横5.3厘米

　　印章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敦煌出土的S.613《西魏大统十三年（547）效谷郡计帐》上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官署印，据推测可能是州郡官府的印章。它们完美配合了新的籍帐技术，最大限度调用社会资源，造就了力量最弱的西魏王朝逐渐扩张，最终形成隋唐王朝强大统一的格局。

S.613《西魏大统十三年（547）效谷郡计帐》骑缝官印

　　斜钤技术：古代防伪的“黑科技”

　　确保文件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一直是印章使用中的关注点。北周写本DB14711《杂阿毗昙心论》卷背骑缝钤盖“永兴郡印”，是模仿官文书防伪印的功能，也方便文本的缀合；纸缝开胶纸张脱落时，可防止残断写本的错误粘连。

DB14711《杂阿毗昙心论》卷背的骑缝官印

　　此外，斜钤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提高了伪造的难度。通过在纸张不同位置以不同角度加盖印章，可以显著降低伪造的可能性。如果印章在骑缝上端正地钤盖，两纸各有一半或以上的印痕，则容易进行拼接作伪。而斜向钤盖且角度各异，则违规进行两纸之间印痕拼合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如果斜盖两枚，则几乎完全堵住了伪造的可能性。

　　敦煌文书：防伪技术的活化石

　　目前所见最早用例是唐高宗调露二年（680）东都尚书吏部符（吐鲁番博物馆藏，04TBM207：1—7），其卷背骑缝处向左斜钤的“都尚书吏部之印”朱印便是证明。

唐高宗调露二年（680）“东都尚书吏部之印”

　　敦煌文献中所见的印痕，记录了官署印产生的关中、河西地区的历史原貌，是珍贵的文物及文献资源。如果我们从印章文物、印痕、文献入手，并能结合唐代法书摹本、宋代刻帖及域外文献，从制度史和技术史的角度加以研究，不难发现一个全新的中古印章文化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