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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中国》一书出版。在该书中，他将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又称“河间”）及印度的丝绸贸易路线，称为“SeidenStraSsen”，英文将其译成“SilkRoad”，中文译为“丝绸之路”。这是第一次出现“丝绸之路”的命名。1910年，德国学者阿尔巴特？赫尔曼（A.Herrmann）在《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并将丝绸之路延伸至叙利亚。
现在，“丝绸之路”已成为古代中国、中亚、西亚之间，以及通过地中海（包括沿岸陆路）连接欧洲和北非的交通线的总称。由于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的这条交通路线必须途经一段沙漠地带，所以人们又称其为“沙漠丝绸之路”（或称“绿洲丝绸之路”）。与这一名称相对，后来学术界又陆续提出“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等。那么，这些丝绸之路在历史上都起过什么作用，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一、对各条丝绸之路的基本认识
丝绸之路有多条，目前学术界认为主要有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或称“南方”）丝绸之路。出现多条不同的丝绸之路是因为它的时空特点不相同，历史作用也不一样。
草原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东起大兴安岭，西至新疆，再向西是南西伯利亚、中亚的北部。它始于四五千年前，也许更早。这条路是因当时的游牧民族生产生活活动而形成的。早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当然这种交流是游牧民族生计活动的“副产品”。秦汉时期以后，沙漠丝绸之路开通了，这条路就变成一条“辅路”，所起的作用不像以前那么大了。
现在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沙漠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以张骞通西域为开端，笼统地说，此路自陕西西安经甘肃、新疆，出境后经中亚、西亚至南欧意大利威尼斯，东西直线距离7000公里，在中国境内长达4000公里。
沙漠丝绸之路是西汉王朝官方开辟的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就当时而言，“文化交流”和“商贸活动”是它的“副产品”。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要与西域（今新疆）36国及中亚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西域地区的酋长们也渴望摆脱匈奴的统治，加入到汉王朝统一的国家政体中。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沙漠丝绸之路是因丝绸贸易而形成的，但是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证明西汉王朝开辟丝绸之路的目的，不是为了贸易。那时，通过这条路线来中国内地从事包括丝绸贸易的是中亚商人。
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出土的骆驼俑的牵驼俑均为“胡人”，还没有发现一例汉人牵驼俑，这说明当年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是“单向”的。来往于丝绸之路经商的胡人主要是“粟特人”，在洛阳出土的唐代胡商俑，及西安、太原、宁夏固原等地考古发现的粟特人墓葬，①再现了这个经商民族的特征。粟特人是进入中华帝国最多的中亚人。②
西南丝绸之路又称“蜀—身毒道”或“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是从中国西南的四川成都、云南大理，经保山、腾冲、盈江到达缅甸境内的八莫，从八莫到印度，又从印度至中亚、欧洲。有学者提出，西南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东路、中路与西路。东路是由成都、贵州西北、广西、广东至南海;中路是由成都、云南、步头道、桑道至越南;西路有身毒道和五尺道两条，二者均经云南、缅甸至印度。
西南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之路，文化交流是其“副产品”。它的商贸活动主要在民间，比沙漠丝绸之路还要早。《汉书》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在阿富汗就见到了来自中国四川的“竹杖”和“蜀布”，这些东西是从四川经云南、缅甸到印度，然后又北上转运到阿富汗。③有学者根据近年来四川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等遗物可能来自印度，推测相对于夏商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已经与南亚次大陆有了来往与交流，也就是说，西南丝绸之路的产生可以上溯至夏商时代。
由于西南地区铜鼓多，有人又将西南丝绸之路称作“铜鼓之路”。中古时代以后，因这条道路多运送茶叶，也有“茶马古道”之称。
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书？地理志》记载，南海航线最远可达印度南部东海岸之唐契普拉姆（Conjevanam）。④汉代中国境内的番禺、徐闻、合浦、交州等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港口，其中番禺尤为重要。后来考古发现证实，春秋战国时代，从东亚经过南亚至西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存在。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进行商贸活动，也有个别政府主导的“朝贡”“外交”和“文化交流”。这条丝绸之路主要不是贩运丝绸，从发现的沉船之内的“货物”来看，中古以后主要是外销中国的陶瓷。先秦至隋代以前，中国多是与西亚、中亚地区往来;南朝后期与波斯来往增多;唐宋元时期则以阿拉伯地区为多。中国唐宋元明时代的瓷器，在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多有发现，这应该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遗存。那时，陶瓷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角，因此这条路又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
二、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历史文献上没有丝绸之路的详细描述，确认主要依据考古发现，再结合文献记载。因此可以说，近代以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知，源于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
丝绸之路是“一条线”，这条线现在已经看不到了，那么怎么知道古代有这条线路呢？“线”是由千千万万个“点”组成的，考古学正是通过对丝绸之路上若干“点”的发现，连接了已经淹没于地下、水下的“路”。
草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在人类史前时代，东亚、地中海、中南美、南亚次大陆等地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说明，上述不同“文化”发展出了东亚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中南美文明等，它们之间早在远古时期已经有一定的文化交流。我国考古发现的史前与先秦时代的农作物小麦、家畜的牛羊与马（这种马是古代印欧人首先在黑海—里海北岸培育成功的）、交通工具的马车、金属冶铸、金器、玻璃器（钙钠玻璃）等，可能受到地中海文明的影响。东亚的中心地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也在史前时代已经西渐。公元前四千纪后半叶，仰韶中晚期文化进入河湟地区和岷江上游;公元前三千纪前半叶，传入到黄河上游、川西北地区及河西走廊西部;公元前三千纪末，西进至新疆哈密，来自东方的蒙古人种与从新疆北部南下的原始高加索人种，在哈密发生碰撞并出现融合。西传过去的也包括农业。⑤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古玉，有些玉石的矿物成分与和田玉相似，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于阗（今和田）就可能与中原发生往来。先秦时代以于阗玉石制作的玉器在内地考古发现很多。1974年，殷墟妇好墓发掘、出土了500多件玉器，经过鉴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和田玉⑥。也就是说，在3000年前和田玉料就到了东方。它传过来的线路是，从和田到吐鲁番，然后北上通过新疆北部，到了现在的甘肃、内蒙古，再南至宁夏，然后再向东，经山西、河北南部至安阳，然后再往东到了山东，这是和田玉在3000年前的传播路线⑦。与此同时，具有先秦时代特点的内地文物，也在西域遗存中屡次被考古发现，如巴泽雷克墓地出土了中国秦代漆器残片、战国时代“四山纹”铜镜等⑧。考古资料还显示，从甘肃进入新疆东部的古代先民并未停止西进的脚步，他们以哈密绿洲为基地，沿天山余脉南北两路继续西行，一路向北进入巴里坤草原、准噶尔盆地南缘、乌鲁木齐;另一路向西进入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盆地。
在沙漠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草原丝绸之路就居于次要地位了，但是在欧亚文化交流中仍然在发挥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人以平城（今大同）为首都，建立了北魏王朝，并在平城开凿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石窟寺即云冈石窟。后期的草原丝绸之路，一直通到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辽宁等地，近年在上述地区的贵族墓葬中陆续发现了不少西亚和中亚的金银器、铜器、玻璃器，波斯萨珊朝银币、拜占庭金币、伊斯兰玻璃器等文物⑨。
公元4—11世纪，草原丝绸之路成为东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对中国、朝鲜和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有着极重要的作用。草原丝绸之路从中国往东发展，进入了朝鲜半岛，然后通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九州，日本考古发现的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不少就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播过去的。
沙漠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沙漠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鉴于西域三十六国与西汉王朝的友好关系与主动愿望，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汉王朝先后在甘肃河西走廊设立酒泉郡、武威郡、敦煌郡、张掖郡四郡，尔后在今新疆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搞屯田，使西域成为汉王朝的一部分，西域各族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通过多年来在新疆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沙漠丝绸之路上的汉唐王朝军政、经济设施的遗存，主要有作为社会政治平台的“城址”，军事与经济双重功能的屯田，军政功能的烽燧、亭障等等。这些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行为的重要物化载体，反映了当时西域地区的“国家主导文化”。
“城址”是国家的政治平台。据文献记载，古代国家“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中国古代史上的“城”是政治平台，都城是国家的缩影，皇宫是国家的政治中枢。不同形制的城址是不同政体的反映。以楼兰地区为例，楼兰早期的城就其平面而言有两种，一种是圆形的，一种是方形的。在汉代经营西域之前，西域的城市布局主要是受中亚影响，城的平面为圆形;张骞通西域后，楼兰城址发生变化，出现了内地特色的方城。方形城出土的遗物大多和内地基本一样，如文书和官印，它们是汉王朝在这一地区行驶国家权力的物化载体。西域汉代城址是汉代中央政府管理西域的物化载体，目前考古已经发现的西域汉代城址有多座。其中以轮台和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罗布泊和若羌地区的汉代城址较多、较重要。
天山南麓的轮台地区最受瞩目的工作是寻找西汉在西域的早期政治中心——西域都护府遗址，⑩一般认为今轮台县策大雅镇的乌垒城遗址即西汉时代的西域都护府遗址。（11）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轮台地区还勘察了阿格拉克古城、奎玉克协尔古城（柯尤克沁古城）炮台古城、黑太沁古城、昭果特沁古城、卡克勃列克古城等城址，其中一些城址发现有汉代遗物。但是目前还不能确定汉代西域都护府遗址的具体城址。（12）
罗布泊和若羌地区是汉王朝在西域经营最多的地方，汉代的楼兰、鄯善古国都在这一地区。这里主要的汉代城址有布淖尔土垠遗址、LE古城、LA古城、LK古城、LL古城、“且尔乞都克古城”等。关于这些古城遗址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汉代城址关系，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争议。有学者根据出土汉简等认为，古代楼兰道上的布淖尔土垠遗址，可能是西域都护府左部左曲候或后曲候的治所;（13）LE古城早期是楼兰国都，后期是西域长史治所;（14）元凤四年（前77），楼兰王从LE古城迁至若羌县城附近车尔臣流域的抒泥城，即“且尔乞都克古城”，作为鄯善国都城;（15）LA古城可能是西域长史治所或“楼兰之屯”的遗址;（16）LK古城可能是西汉伊循城故址、LL古城则可能是西汉伊循都尉府所在地。（17）焉耆县城西南12公里的博格达沁古城，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周长3000多米，这是焉耆盆地最大的汉代城址。关于此城址，学术界看法不一，有焉耆国都城员渠城、尉犁国都、焉耆镇城等多种说法。（18）
北疆地区奇台县石城子有一座东汉时期的古城遗址，城址内出土过大量汉代文物。该城址有可能是曾设有汉朝官署的疏勒古城。（19）疆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也是中原王朝争夺控制草原的前哨和基地。巴里坤发现的汉永和二年（公元137年）碑、敦煌太守裴岑大败匈奴呼衍王纪功碑、汉永元五年（公元93年）任尚纪功碑等，反映了汉代中央政府对这里进行国家管控的历史。（20）
中古时代的北庭故城，亦称护堡子古城，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城北。古城规模宏大，略呈长方形，分内、外二城。在城西北隅出土了唐代铜质官印“蒲类州之印”，还有工艺水平很高的铜狮、石狮、葡萄纹铜镜龟、开元通宝、刻花石球、下水管道及陶器等。从北庭故城城址形制与其出土遗物来看，与内地文化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北庭故城遗址已被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
目前考古已经发现的西域唐代城址有多座，如库车县城附近的唐代安西都护府治所（亦为古龟兹国的伊罗卢城）——皮朗古城亦称哈拉墩;高昌故城，汉称高昌壁。两汉魏晋时期，戊己校尉屯驻于此，此后曾为前凉高昌郡治、麴氏高昌王国国都、唐西州州治和回鹘高昌王都。全城分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布局略似唐长安城。其中的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也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
屯田是中国古代王朝在边远地区实施的一种国家军政管理与生产组织形式。屯田始于西汉时代的西域，汉代在西域屯田的屯军具有双重身份。（21）在新疆地区发现的与屯田相关的遗物、遗迹很多，如：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的“司禾府印”，说明东汉在尼雅一带屯田并设有专门管理屯田事务的机构。罗布淖尔北岸土垠遗址出土的汉文木简内容，大部分与屯田有关。罗布泊北的孔雀河北岸，发现的古代大堤用柳条覆土筑成，应为水利工程。楼兰城东郊考古发现有古代农田开垦的遗迹。米兰发现的大规模灌溉系统遗迹应该是汉代遗存。轮台县西南拉伊苏附近的轮台戍楼为唐代屯田遗址的一部分。
新疆东部至今保存的坎儿井是内地农业与农业技术同时进入东疆地区的物证。坎儿井实际上就是《史记》所载陕西渭北地区的“井渠”。《史记？河渠书》记：“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22）“井渠”产生于西汉时代的关中地区，西传至新疆。
由敦煌至库尔勒沿线筑有汉代烽燧，这些“烽燧”是中央政府的国家工程。燧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王朝开辟丝绸之路、保护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西域实施军政管理的物化载体。籍此可以说明，新疆早在两千年前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南疆的克孜尔汉代烽燧遗址见证历史重要性，201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说明国际社会对两年前形成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与此相关的“河西走廊”上的汉代“玉门关遗址”、“悬泉置”及汉唐“锁阳城”遗址，也都作为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西域考古发现的“汉文化”遗存非常多。文字是人类文化的“核心文化基因”。考古发现，汉字是汉代西域时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是西域两千年来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20世纪70年代末罗布泊地区清理出土了汉文简牍文书63件;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三期文化遗存（汉晋时期）的墓葬之中出土了汉文纸文书;尼雅遗址发现8件王室木札，以汉隶写成。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字材料及其书写制度，深受中原影响。这套制度传入西域应与屯守边疆的戍卒有关。汉佉二体钱的不断发现更是西域使用汉文的重要证据。
新疆地区考古还发现很多例织锦上的汉字。如1995-1997年尼雅遗址墓地发现的汉晋时期织锦上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大明光”“恩泽下岁大孰长葆二亲子孙息兄弟茂盛寿无极”“安乐如意长寿无极”“万世如意”“世毋极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大明光受右承福”等文字。又如罗布泊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孤台墓地发现织锦残片上的文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明光”“续世”“广山”“登高望”“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等。这些有文字的丝绸是汉王朝“官式”文化在西域地区存在的反映，它们可能是“朝贡”历史的物化遗存。西域地方首领对汉王朝的服饰十分重视与羡慕，（23）丝绸是汉王朝馈赠他们的重要“礼品”。他们生前享用，死后随葬。这些馈赠丝绸一般都出自当地高等级墓葬中。
新疆发现的高等级墓葬的棺椁也反映出华夏传统文化的影响。1998年在若羌县楼兰古城以北出土的贵族墓葬的木棺，木棺头挡板的圆圈内绘着一只金乌，足挡板的圆圈内绘着一只蟾蜍，分别代表日、月。用金乌和蟾蜍象征日、月天象，是华夏文化的传统。中原帝王与贵族的墓葬中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如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的龙虎北斗图与龙虎鸟麟四象图、（24）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漆箱盖上星象图、（25）秦始皇陵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26）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天象图、（27）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28）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29）洛阳西汉墓中的星象图、（30）洛阳金谷园新莽时期壁画墓、（31）山东肥城县孝堂山石刻的日、月、星象图，（32）等等。在新疆发现的这件两千多年前的棺椁，上面的彩绘图案显然是移植了华夏文化。
印鉴更具汉“官文化”特色。新疆出土的“汉归义羌长”铜印，印正方形，卧羊钮，阴刻篆文“汉归义羌长”。该印是古羌族人归属汉朝后，汉朝中央政府颁发给首领的官印。西域羌族散居在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和帕米尔西河谷中，主要从事畜牧和狩猎，亦兼农业。
在新疆地区的汉唐遗址与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汉文典籍。如：罗布泊西汉烽燧遗址中出土的《论语？公冶长》篇简，罗布泊海头遗址发现的东汉末年的《战国策》残卷和算术《九九术》残简，1993年尼雅遗址发现的《苍颉篇》残文等。此外还出土有《毛诗》《郑玄注论语》《伪孔传尚书》《孝经》《急就篇》《千字文》、薛道衡《典言》、佚名《晋史》《唐律疏义》《针经》和《佛经》等古籍抄本。
丝绸之路开通后，南亚佛教通过中亚、西域传入内地，融合中国传统的汉文化，成为汉文化圈的一种重要宗教。西域是佛教汉化的第一站，然后进入甘肃、宁夏、晋北，尔后到达内地。在内地进一步整合，最后传到朝鲜、日本、越南北部地区。
西南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确认
西南丝绸之路与佛教传入有关。佛教基本上从两条路线传入中国：一是通过沙漠丝绸之路从南亚、中亚传至东亚;另一条就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从印度经缅甸进入中国云南、四川等地，然后沿长江流域向东至长江流域下游。西南丝绸之路的兴起应该早于沙漠丝绸之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在今阿富汗看到从印度运去的“蜀布”，也就是说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西南地区已经与印度有了商贸、文化来往。（33）近年来有学者根据四川、云南的考古发现指出，西南丝绸之路可能早在夏商时代已经存在，其证据是云南大理、晋宁、曲靖和四川三星堆遗址等地发现的齿贝、四川三星堆遗址与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象牙，均应产于印度。如果这种看法成立的话，那么西南丝绸之路要上溯至夏商时代。（34）
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通过古代码头、沉船的考古发现，以及相关地方的考古发现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比如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刻在龟板上，经过验证，这些龟板来自马来西亚来的“亚洲大陆龟”。早在殷商时代，犀牛形象就进入中国青铜器艺术。战国秦汉时代流行铜犀牛，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错金银青铜独角犀，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南陵出土了真的犀牛骨架，汉武帝茂陵陵区出土的错金银铜犀牛，还有汉代江都王陵出土的铜犀牛，唐高祖献陵的石犀牛等，其中大多犀牛来自南亚地区。南亚地区犀牛有不同品种，印度犀牛个体较大，而东南亚的苏门答腊犀牛个体较小。中国古代的犀牛及其作为模型的犀牛，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
山东半岛战国古墓出土的西方玻璃珠，年代在公元前6至前3世纪，属于地中海东岸产品。汉唐时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其他域外遗物，还有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发现的列瓣纹银豆;山东青州西辛村发现的列瓣纹银盒;广州南越王墓及南越国遗址出土的非洲象牙及象牙印章、象牙器，西亚或中亚的银盒、金花泡饰，南亚的乳香;广东汉墓出土的罗马玻璃、肉紅髓石珠和多面金珠、波斯银币和银器等。江苏、福建等地古代墓葬中还出土了多面金珠、罗马玻璃、波斯孔雀？{釉陶瓶、波斯釉陶壶等。由此可以复原一条从埃及亚历山大港，经印度、东南亚到山东半岛的古代海上交通路线。至于汉代与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交流更为频繁，那里出土的众多汉代与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物是最有力的历史见证。中古时代及其以后，随着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的衰落，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最为繁盛时代。唐、宋、元时代，尤其是宋元时代，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主导地位，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船队活跃在印度洋，远航至非洲东海岸。宋元时代中国的航海与造船技术居世界先进水平。
三、丝绸之路与“盛世”中国
丝绸之路最兴盛之际，也是中国最昌盛之时;那条丝绸之路最兴盛，就说明中国那个地区最兴盛。比如，草原丝绸之路最兴盛的时候，也是中国北部地区最兴盛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体文化在那里。汉唐时期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以黄河流域为主，沙漠丝绸之路兴盛了。唐宋及其以后，隋炀帝大运河的开凿，国家政治中心东移、北移，首都从长安、洛阳的两京地区东移到开封，宋代以后北移到北京，经济重心移到了东部沿海，丝绸之路也就由沙漠丝绸之路为主，变成以海洋丝绸之路为主。因此，丝绸之路与“盛世”相连。沙漠丝绸之路始于张骞出使西域，汉唐也是中国最繁盛的时期。两大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都在汉唐丝绸之路时期。
丝绸之路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
草原丝绸之路与最早“中国”同步出现;沙漠丝绸之路为最初的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所开创，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中国在秦朝进入帝国时代，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以后，由于秦始皇的急政、暴政，秦帝国很快就被推翻了。西汉王朝的建立，使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丝绸之路的开通。
西汉王朝为了开通丝绸之路，首先需要排除匈奴的干扰，保障从长安通往西域、中亚的交通，为此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河西四郡”，在天山南麓一带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使国家西部疆界从甘肃中部（秦代国家西界在兰州）扩展至西域（新疆），在这一社会发展中，沙漠丝绸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方“南匈奴”的内附与东北地区“乐浪四郡”的设置，使汉王朝完成了北方与东北地区的国家建设。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沙漠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秦汉时代“南海九郡”的建设，使华南与东南沿海成为中华民族与古代中国的“大后方”，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与发展的国家保障与支撑。西南丝绸之路促进了西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不难看出，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与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有着十分密切关系。
丝绸之路从开始就是一种朝贡文化，反映古代中国有容乃大、和合至上、与邻为友的传统，这种文化一直延续到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郑和下西洋。
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国走向世界
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真正走出中国是从丝绸之路开始的。过去只是说通过丝绸之路，国外的文化、艺术、宗教、自然物产如何影响传播到中国。但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走向世界。因此当丝绸之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时，强调的是“丝绸之路起点——长安”，也就是说“丝绸之路”首先是从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走向世界”，其次是世界走向中国。
近代考古学问世以来，在中亚、西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中国古代文物。如在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今阿富汗、哈萨克、乌兹别克，发现了汉唐时代的丝绸与中国文物;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等地发现了宋元时代的中国瓷器等;东北亚与东南亚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出土了青铜器、五铢钱、铜镜、印章、瓦当、丝绸、瓷器等中国古代文物。这些遗存是中国人走出国门带出去的，或外国人来华带回去的历史见证。（35）这充分说明丝绸之路使中国走向世界。
丝绸之路与古代欧亚走近中国
丝绸之路使外部世界走近中国。草原丝绸之路使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使东南亚建立了与汉王朝及其以后历代王朝的密切关系，形成以古代中国为核心的“汉文化圈”或叫“儒家文化圈”。以往有一种偏见：丝绸之路被描绘成中国“被”丝绸之路了，如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产被认为主要是佛教寺院与石窟，祆教、摩尼教、景教等遗存。而从世界史角度来说，中国之外的世界是“被”丝绸之路的。
汉唐王朝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首先是西域地区“被”绸丝之路影响：天山廊道的古代农业经济与史前时代后期内地农业的东渐密切相关;西域古代城址中方形的城址、屯田的遗迹与遗存、众多汉唐烽燧遗址以及现存的坎儿井等等，都是丝绸之路影响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汉字成为西域的官方文字，以汉字为主的文献典籍、汉字印章、高级服装上的汉字、石碑上的汉字、货币上的汉字，这些发现说明汉文化的西传。佛教虽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传入中国后的佛教被汉化，被融入儒家文化的佛教连同道教、儒学，发展为三教合一的中华传统宗教文化，使佛教的中心从南亚转到东亚、中国。
此外，汉唐与中古时代以后，随着沙漠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四周东西南北的域外文化大量传入有着“和合文化”基因的广袤中国。如东北亚的遣唐使、北宋开封城的犹太商人、宋元时代泉州的伊斯兰商人、京杭大运河上的东南亚国家来华元首与使者、北京的古代景教寺院、元代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等，他们来到中国，认识与了解中国，促进了中外文化与经济的交流，也启迪了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兴趣。
总之，古代的四条丝绸之路中，沙漠丝绸之路最重要，因为这条丝绸之路关系到中国汉唐王朝盛世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关系到汉唐王朝“和合外交”的实施，关系到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注释：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杨军凯：《北周史君墓》，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②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第3期。
③《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
④《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日，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人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还。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巳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⑤李水城：《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24页;张培善：《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玉器宝石的鉴定》，《考古》1982年第2期。
⑦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⑧S.I.Rudenko,FrozenTombsofSiberia,London;J.M.DentandSonsLtd,1970.
⑨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省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7期;黎瑶渤：《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王克林：《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垯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12期。
⑩《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西汉神爵三年（前59）“因使（郑）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韃，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
（11）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9页。
（12）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70页。
（13）孟凡人：《楼兰新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60—83页。
（14）林梅村：《楼兰国始都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9—289页。
（15）林梅村：《敦煌写本钢和泰藏卷所述帕德克城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3—275页。
（16）孟凡人：《楼兰新史》，第36—59页;林梅村：《丝绸之路散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17）孟凡人：《楼兰新史》，第101—114页。
（18）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韩翔：《焉耆国都、焉耆都督府治所与焉耆镇城——博格达沁古城调查》，《文物》1982年第4期;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7页;孟凡人：《尉犁城、焉耆都城及焉耆镇城的方位》，《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19）薛宗正：《务涂谷、金蒲、疏勒考》，《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20）戴良佐：《东疆古碑巡礼》，《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
（21）《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记载：“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者。”《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又载：西汉神爵三年（前59）“因使（郑）吉并护北道，故号日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韃，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於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
（22）《史记》卷二十九。
（23）《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龟兹王“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
（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濮阳西水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25）湖北省博物馆编：《随县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2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2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
（28）洛阳博物馆黄明兰：《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29）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5期。
（3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31）洛阳博物馆徐治亚：《洛阳金谷园新莽时期壁画墓》，《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1985年。
（32）罗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文物》1961年，第4、5期合刊。
（33）《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
（34）段渝：《南方丝绸之路与古代中西交通》，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三星堆文明？巴蜀文业研究动态》，2014年第1期。
（35）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原文刊于：《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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