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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子维城”四字，出自《诗经·大雅·板》：“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所谓“宗子”，即指周代贵族中根据血缘关系对族人拥有管辖和处置权的人。
美国汉学家罗泰的著作《宗子维城》借用了《诗经》中的这一句作为书名，可谓贴切而典雅。该书用最新的考古发现材料，研究了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中国的社会分层、宗族与世系组织、性别和种族区别等等诸多问题。全书附有地图二十幅、表格三十二张和图版九十八幅，还有近千余篇中、英、日文参考文献和索引资料，其参考资料阵容堪称豪华。
作者主张，考古学不仅仅是起到为传统文献提供佐证的作用，相反，还必须从文献历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给历史提供独立的认识。事实上，该书成功地以考古信息为依据，解决了中国青铜时代晚期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记载之间的诸多冲突。
例如，孔子及其弟子认为，他们那个时代政治及宗教制度的基本原则，在周代早期就已确立了。他们将周代的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等奉为圣人，认为这些圣贤树立了一种良好的统治和正确行为的楷模。但现代考古学却显示，这套让孔子朝思暮想的礼乐制度，实际起源的时间，并不在西周早期，而是相对较晚。难怪罗泰不无幽默地提到：“孔子自称的述而不作看起来是十分恰当的，尽管他所述之智并非来自远古圣贤，而是来自相当晚近的贤哲。”
即使是对一个仅仅有兴趣回望历史深处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仍然不乏新鲜有趣的细节。比如作者提到，“在礼仪活动中，不同的诸侯国对待武器的态度有所不同。楚国的绝大多数男性都随葬一把铜剑，而商鞅变法后的秦墓则普遍缺少兵器。”作者在下文对此作了分析。但在注释里，作者却又修正了他的看法，“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兵器中有至今仍然锋利得可以刮胡子的青铜剑……我非常感激秦俑博物馆张仲立馆长允许我在2005年8月11日接触到这些材料。”
事实上，正如作者在前言中强调的，自该书出版以来，由于新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使得该书的修订工作变得十分必要，同时又困难重重，这也是该书中译本迟迟才能面世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该书对中国青铜器时代晚期考古研究仍然大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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