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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城市的新建博物馆馆舍雄伟，装饰精美，内容充实，体现了我国博物馆事业的新成就。然而，也有些宽大精致的博物馆展厅中，展览水平与馆舍条件之间显得不相匹配，要么是展品缺少系统性，要么是展品仅有单调的名称、时代等几个说明文字，缺失的是其来源背景和历史文化内涵的表达。究其原因，可能涉及到博物馆与考古学的关系。
毫无疑问，考古学是现代博物馆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石。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考古学为博物馆收藏与陈列提供了科学性的保证。考古学者在野外调查发掘的过程中，对每一遗存的获取和记录都是依照科学方法和程序而进行的，失去出土背景的材料科学性大打折扣。当博物馆展览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之上时，其展品及其展览体系综合体现了这种科学性。反之，主要依靠零星采集或者征集的文物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现代考古学诞生过程中，丹麦学者汤姆森的“三期论”发挥过重要作用，他认为博物馆藏品可以按照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进行“时代”系列划分。这一发现为全欧洲的博物馆及相关学者提供了人类早期物质文化的发展认知序列。
今天，这个序列还出现在许多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上的博物馆陈列中。地域性的综合性博物馆作为地区文化和文明的专门展示场馆，其展品不能脱离时空关系或地域背景而存在，其反映的文化和文明也应当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这样一种过程，过程的揭示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有的城市的博物馆由于缺少考古学的支撑，无法建立起科学的藏品体系及藏品的科学资料体系，因而显得华而不实。要改变这种局面，建立和发展以城市或地区博物馆为主体的考古力量十分必要。
第二，考古学为博物馆陈列展品的“系统性”或展览的“文化性”提供了保证。现代博物馆的陈列无论是通史性还是专题性的，其展品之间都存在着时代、功能、结构、特性等种种关联，这种关联恰恰构成了一个展览的内在逻辑性或者“文化性”。柴尔德提出“考古学文化”的方法论，它强调的是一组反复出现的物质遗存与特定的时间、空间相联系，这种遗存“组合”或结构可以称之为“文化”。
而任一地方的博物馆承担的正是对相关“文化”的展示、阐释与教育功能。此外，即使是建立在古代宫廷收藏基础上的大型博物馆，它的藏品往往也要借助于现代考古学的有关发现而予以新的内涵揭示，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正仓院等相关陈列或研究成果中都可以见到大量实例。
第三，考古学能够为博物馆的特色性建设提供保证。特色性是一个博物馆是否拥有特定地位和价值的根本所在，是由它的藏品、陈列以及相应的科研、馆舍等条件构成的。从理论上说，建立在特定城市的博物馆，应当天然地拥有保存和展示特定城市及地域文化传统与创造的“特色化”，然而，特色化藏品的获取如果离开考古学何从实现呢？换句话说，考古学不仅为研究地方历史提供了一系列有别于文献记载符号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有助于不同地区博物馆养成鲜明独特的个性和长处。
许多拥有一流藏品、陈列和影响力的博物馆，正是通过考古学构建起其强烈的特色化或唯一性。我们甚至还认为，正是博物馆实现了对多样性地域文化的保存和展示，它才拥有另一个特征即“情感性”，那些由考古学家在地下发掘出土的文物是带有特定地方印记的历史见证者，它涉及到这个地域曾经拥有的沧桑、荣光与记忆，能够触发起今人的感同身受，从而发挥文化传承和爱乡爱国的独特教育功能。
考古学对博物馆是如此的重要，但在社会现实中，博物馆建设如火如荼，而考古学的发展并未尽如人意。许多城市还没有考古专门机构，有的虽然有了考古机构却缺少完善的办公场所和设备条件，甚至许多博物馆既缺少考古部门，也缺少考古人才，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真的值得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作者贺云翱，本文为《大众考古》2017年第2期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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