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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发掘场景。
作为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所在地，成都的三国遗存武侯祠至今吸引着中外游客。然而刘备称帝成都以后皇宫位于何处？历史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说法。记者8月22日从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结合文献记载和近年的考古发现，蜀汉宫城遗址，极可能就在当年挖出石犀的天府广场东北侧，今四川大剧院（原钟楼处）附近一带。
石犀之外，还出土高等级建筑基址
2013年初，在天府广场东北侧的四川大剧院建筑工地上，一尊神秘的石兽惊天出世，引起不小轰动。经多位考古专家考证，石兽制作年代大致距今2000年，或为李冰治水时制作的镇水石犀。这尊约9吨重石兽的出土，抢了这次考古发掘的所有风头。事实上，在这个工地上，考古人员还有更多发现。
作为当年现场考古人员之一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易立介绍，在对四川大剧院古遗址展开的大规模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汉代遗存，且所占比重最大。
在西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层中，出土文物以绳纹瓦为主，陶器的数量很少。到了蜀汉至西晋时期的文化层，就发现了倾倒的石犀，以及混合掩埋的绳纹瓦、瓦当、铺地花纹砖和陶器等遗存，部分瓦当还存在正面涂朱的现象。随着考古的推进，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南北残长39.5米、东西残宽22.9米的台基。这处基址由泥土夯筑而成，土质紧密，台基上还残存排列了3排的9个柱础坑。更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工地还出土了五铢、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直百等钱币。
根据遗址地层的叠压和打破关系，以及建筑材料的时代特征，考古人员推测，这处建筑基址的修筑年代约在东汉末或稍晚，废弃年代则大约在三国末年，下限不晚于西晋。而建筑的性质，极可能是东汉末年或蜀汉时期的一处高等级建筑。
这种推测具有严谨的证据。易立介绍，中国古代曾以朱色区别尊卑，涂朱瓦当在汉至三国时期的高等级建筑中使用比较普遍。此外，现场发现的大量铺地砖，不仅在踏面上模印了纹饰，还有“富贵昌”“爵禄尊”“宜宫堂”“寿万年”等吉祥用语。而在汉代，大型建筑的地面往往用砖铺砌，起到防潮、防滑以及美观等功效。
出土后的石兽。
遗存证明，蜀汉皇宫或在天府广场附近
历史上，关于蜀汉宫城的位置，一直存在两种不同说法。
据史料记载，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武担山，位于今江汉路)。已故的三国文化专家罗开玉曾认为，刘备虽然厉行节约，但仍曾诏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改建后的蜀汉宫城，应该在成都城外西北一隅，南面与成都城连为一体，借成都城的北门为宫城南门，与成都城保持着可分可合的关系；而另一种说法，蜀汉宫城的位置则是在今天府广场一带。
蜀汉皇宫，究竟在武担山之南的今八宝街一带，还是在今日的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呢？
根据掌握的出土材料进行研究分析，考古人员认为蜀汉皇宫在天府广场东北侧一带，更有可能。
易立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都城政治中枢，皇宫的安全应该放在首要位置。成都秦汉时期的大城，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提出的北至今青龙街、白丝街一带，南至君平街，东南角在青石桥，西至东城根街附近的区域。刘备的皇宫选址，虽然武担山附近符合地势高亢的要求，但建在城墙之外，就有悖常理。此外，成都市的考古人员近年在大城北段以及城外做过几个考古发掘，“其中的一次江汉路发掘，并没有发现汉代文化堆积。说明在汉代，那里还属于荒郊野外。”易立透露，目前在大城外侧发现的最早文化堆积是唐及五代，这也符合唐朝的西川节度使高骈在大城基础上扩筑罗城的历史记载。
只是，四川大剧院古遗址发现的高等级建筑基址，和蜀汉皇宫又有何关系呢？
考古人员介绍，直到明初，天府广场及周边仍被视作蜀汉宫城所在。《明太祖实录》记载在成都修建蜀王府时，就曾有“以蜀先主旧城水绕处为外垣、中筑王城”这样的表述。而根据《三国志·钟会传》等文献推测，蜀汉皇宫，和当年的益州州府、蜀郡郡府距离很近。四川大剧院古遗址中，石犀的倾倒地和规模巨大的夯土台基恰巧位于同一文化层。而根据史料记载，石犀的摆放处极可能就是州府或郡府等建筑的门外。
三国末年，曹魏名将钟会和邓艾攻打蜀汉致其灭亡后，钟会和蜀汉降将姜维打算据蜀自立，并矫诏起兵。在那场兵变中，蜀汉皇宫甚至大城毁损严重。此后，司马氏平定蜀地叛乱。易立认为，被推倒的石犀和残损的建筑基址，极可能就是司马氏平定叛乱的结果，“因为石犀掩埋的坑底未经任何处理，属于非正常掩埋。如果不是有组织、有预谋且成规模的行动，很难实现这么大的破坏度。而曹魏平定蜀地，将最具地方传统文化特征的石犀推倒，并摧毁具有象征意义的核心建筑，恰好可以实现征服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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