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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珠在文中称，首先是城镇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加快，对协调推进文物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挑战。“十三五”期间，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深入推进，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这意味着未来5年统筹协调文物保护与城镇化建设的难度更大、要求更高。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文物保护工作仍不容乐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20年间有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2014年，国家文物局抽查的10个区县不可移动文物平均消失率达4.7%。一些传统村落的文物建筑损坏加速。文物安全也不容忽视，近3年各地上报文物犯罪案件591起，文物火灾事故45起。
其次是群众文化需求多元多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对合理适度利用文物资源提出了新要求。群众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社会需求侧的重心正向中高端移动，历史文物不再是“曲高和寡”、“知音难觅”，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需求呈现“井喷”态势，文物的合理开发利用还有很大潜力。一些地方存在过度开发、忽视保护的现象，只讲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以文物利用为名搞开发经营，甚至把文物建筑变为私人会所。如何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把握好利用的“度”，是摆在中国文物工作者面前的现实任务。
三是文物数量倍增、社会关注度上升，对文物工作的科学化法治化水平提出了新任务。近年来，文物的数量翻了近一番。十年间，不可移动文物从约40万处增加到76万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352处增加到4,296处，馆藏文物从2,000多万件/套增加到4,000多万件/套。与繁重的保护管理任务相比，文物保护队伍严重不足、结构不尽合理、专业人员比例偏低；资金缺口依然较大，地方文物保护经费普遍偏少，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资金难以落实；文物市场联合执法监管机制尚未建立，违法经营和虚假鉴定时有发生。提升文物科学管理水平，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任务更加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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