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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以“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中国考古学”为主题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郑州开幕。如果以1921年河南仰韶村遗址考古发掘为起点，中国近代考古学已经诞生近百年。近些年，中国的考古事业蓬勃发展，但在考古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刘玉珠坦诚仍发展滞后，存在不少问题。
“近些年，我国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发展很快，但也存在着考古基础薄弱、与保护工作脱节等问题，导致遗址讲不清楚、看不明白，难以发挥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功能。”刘玉珠认为，考古是做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考古工作做得扎实到位，就会为后续的遗址规划、保护、展示、利用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和发挥空间。
2015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轰动全国，引起民众对考古工作的极大兴趣。总结其经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徐长青表示，除了海昏侯墓本身极具考古价值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博界工作方式的转变——发掘、保护、利用多管齐下，让文物“走出”深阁开口“说话”。
“海昏侯墓在发掘过程中就体现了前瞻性、科学性、统筹性。它从考古规程、文物的保护修复、科技考古手段的综合运用、多学科合作，乃至后期的申遗工作和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工作，都有着深谋远虑的顶层设计。”徐长青介绍说，海昏侯墓在发掘上实现了由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并重发展。
除了考古遗址的保护利用，刘玉珠表示，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加强对基础建设考古的重视。“要将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相结合，提高考古工作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尽可能多地抢救保护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实现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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