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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侣长城刻字，母女长城刻字……随着一组名为“八达岭长城遭刻字，有大量英文”的照片在某社交平台上流传，关于在长城刻字的种种新闻，近日再度引发了人们的热议。“说好的文明旅游去哪了？”网友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长城刻字行为已明显减少
追溯这种在历史古迹上刻字的行为背后的文化因素，我们会发现，这一行为自古有之。“‘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本来是指好的德行或功绩令世人传扬，却被许多品行不高的旅行者的‘某某到此一游’亵渎了。”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卫东认为，这种刻字行为是人们对“留名”的文化心态的误读谬传。而长城又与一般的文物不同，它体积较大，是不可移动的历史文化遗产，在被开发为旅游景观后，又不可避免地与游客有“身体接触”。
不过，近年来在长城上刻字的现象已明显减少。据八达岭长城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人们文明意识不强，管理也不健全，城砖被刻字的现象较多，而近年来情况已有所好转。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也印证了这一点：“如今在长城涂鸦、刻字的行为已经极少存在。网络流传的图片中及游客在长城看到的众多涂鸦、刻字其实并非近期所为，大多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产物。”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郭旃认为，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对公共遗产的保护意识的提高，是刻字现象减少的重要原因。另外，有关部门对文物加强管理，实施有效的保护措施，加之媒体对文物保护和文明旅游的宣传，等等，这些都使在文物上涂划等不文明的行为逐渐减少。
“在文物上刻字是违法行为”
其实，对于长城的保护，已有几部法规相继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刻划、涂污或者损坏文物尚不严重的，或者损毁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的，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所在单位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于2003年颁布的《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规定，禁止从事刻划、涂污、损坏、破坏长城保护标志等危及长城安全的活动，违反者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2006年颁布的《长城保护条例》同样规定了禁止在长城从事刻划、涂污等活动。
“在文物上刻字是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介绍，轻微的会负行政责任，处以罚款，而造成非常严重破坏的，则属犯罪行为，要负刑事责任。
虽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有网友还是担心法律“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因为长城太长了，许多地方难以监管。对此，王云霞表示，这些法律颁布后起到的最大作用是教育作用。“每一次出现破坏文物本体的涂划行为，媒体报道之后，普通民众都会积极参与，加深对文物保护的意识。法律法规对公众的教育作用还是很明显的，这也是长城刻字行为减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董耀会认为，这些法规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民众大多已经知道了在长城上刻字是要受处罚的，而游人也普遍有了相关的法律意识，“现在常常是一见到有人比划着要涂划，就会有游人出来制止”。
“长城管理部门的措施也很有效。”董耀会表示。据悉，有关部门通过种种措施加强了对破坏长城行为的监督。目前八达岭长城特区办事处已在景区安装300多个高清摄像头，对长城进行实时监控。另外，八达岭长城还推出了黑名单制度，凡是有不文明行为的游客都将被录入黑名单。
董耀会告诉记者，在长城上也曾抓到过想要刻字的人，想刻还没刻的，发现后会当面教育，已经刻了的会处以罚款，“这些都很有效果”。
处罚力度有待加大
虽然在长城上刻字的行为明显减少，但记者注意到，在其他文物上刻字的行为仍时有发生。近日，有媒体爆出清华大学的文物日晷和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均被刻上了字。
“当今法律法规对破坏文化遗产行为的约束力还很不足。”王云霞表示，当今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在立法和执法方面都还存在些问题。
从法规本身角度来看，“处理手段单一，处罚力度较轻。”王云霞认为，现在的处罚手段仍是以罚款为主。“如在面对长城刻字等行为时，一些可即时修复的涂划应该责令行为人立即修正;而一些严重的、难以修复的涂刻则需要由专家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修复。相对于修复成本来说，刻字、涂污的违法成本明显过低。”
而从具体执法角度来看，王云霞认为，对相关法规的解释及执法手段都比较单一，而且罚款的数额也相对固定。执法人员本可以加重处罚的力度，但他们往往会对此类行为做单纯罚款处理，以轻罚为主。“执法者应具有多样性的处罚手段，灵活处理。”
除加强法律手段外，刘卫东认为，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极为重要。刘卫东建议，不妨把一些已被涂污的长城城砖做成宣传标本，“这些城砖已经不太可能修复了，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那不如把它们做成一种视觉上的标本，让人们看到它受到过多么大的伤害，以此来达到宣传和教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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