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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通高1021mm;口径784mm;腹深490mm;重153.5kg,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形制为：立耳;深垂腹，腹上部饰曲折角兽面纹;足上部饰外卷角兽面纹、出脊，足下部略呈蹄形。鼎内铸有铭文19行，共291字。铭文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记载了周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大盂鼎造于西周周康王时期，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与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此器也为商代流行的觚爵酒器组合过渡到西周流行的鼎簋鬲组合作了应证，表明当时社会风俗正经历着重大变革。
鼎高一百点八厘米，口径七十八点三厘米，重一百五十三点三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内容大致可分为三段：
第一部份用较多文字说明商人纵酒是周兴起和商灭亡的原因，赞扬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
第二部分主要是康王命盂帮助他掌管军事和统治人民，并且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奴隶1726个，并叮嘱盂要恭敬办政，莫违王命。
第三部分说明盂作此宝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
详细内容：（铭文291字，内容酷似《商书。酒诰》，记载了某二十三年九月，康王在宗周训诰盂。）
二十三年九月，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他追述文王接受天命，武王继承文王的事业，建立周邦，广有天下，长治民众。理政时，不敢耽乐于酒;祭礼时，不敢借酒肇事。所以天帝愿畏庇先王，遍有天下。他听说商朝之所以坠丧天命的原因是殷朝从远方的诸侯到朝廷的大小官员都耽湎于酒，以致靠控军队，丧尽民心。指出周立国的经验和殷失国的教训。康王说自己愿效法、禀承文王的政令和德行，令盂来辅佐他，要盂谐调纲纪，早晚入谏，认真祭祀，奔走于王事，敬畏天威。康王命盂效法盂的嫡祖南公，辅佐他主管军队，勤勉及时地处理狱讼案件，日夜辅佐他统治天下，以便能遵从善德而领受先王赐自上帝的人民和疆土（授民授疆土）。赐给盂祭神的香酒一卣，祭祀用的礼冠礼服、蔽膝、鞋履，以及车马;赐给盂嫡祖南公的旗帜，用以畋猎;赐给盂邦国的官员四名，人鬲至车御至步卒六百五十九名;赐给盂异族的五臣十三名，人鬲一各零五十名。他要盂不违弃他的诰诫。于是盂颂扬王的赏赐，并制作祭祀嫡祖南公的宝鼎。
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相传此鼎於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岐山首富宋金鉴把铜鼎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他把鼎转卖到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鉴在考中翰林后出价3000两白银又购得了宝鼎，在他去世后，后代以700两白银买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左宗棠在发迹前曾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理湘省全部军务。虽非显贵，也颇得春风。加之自视极高，恃才傲物。不免为人所阴嫉。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虽然也时而有人觊觎此鼎，但必竟潘氏位高权重，足可保全大鼎无虞。至潘祖荫故，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它珍玩一起，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大鼎作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弥显珍贵，堪为传家之宝，不轻示人。光绪之末，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大盂鼎为己有。均为祖年所拒。但端方之欲始终为潘家所患。直至辛亥年，革命暴发，端方被杀。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过端方之难。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
1937年日军侵华，苏州很快沦陷。国将不国，人命难保。此时，潘祖年已作古。潘家无当户之人，皆妇孺。英雄出少年，当此危难之时，潘祖荫的侄孙承厚、景郑等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经反复遴选，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落的堂屋。这是一间久无人居的闲房，积尘很厚，不会引人注目。主意已定，潘家人苦干两天两夜才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又将室内恢复成原样。整个过程除潘家人以外另有两个佣工和一个看门人参与其中，均被反复叮嘱要严守秘密。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潘宅一时竟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经过反复的搜查并挖地三尺均无所见，日军也只得作罢。日军占领期间，潘家的看门人曾几次盗掘了若干小件的珍藏，卖给洪姓古董商人。但大鼎过于沉重，无法搬动，得以幸免。
光阴荏苒，在历经十余年战乱之后，中国解放了。潘家后人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对文物的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同时也希望将两件大鼎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7月26日，文管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赴苏州，大鼎得以重见天日。为表彰潘达于的献宝壮举，华东文化部于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上海博物馆于1952年开馆，广大民众从此可以自由地欣赏曾经秘藏于深宅，不予示人的国之瑰宝的风采。至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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