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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馆馆长、雕塑家吴为山创作的大型雕塑《问道》坐落在由长春市政府、文化部艺术司、中国美术馆、中国雕塑学会、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主办的第五届中国长春世界雕塑大会主会场外，仿佛在开启这一雕塑界的盛事。
长春国际雕塑公园内，国际动态艺术组织主席、瑞士雕塑家拉尔方索的动态雕塑《天堂鸟》迎风“飞舞”——雕塑界的讨论就从这动静之间展开：“似乎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人没有太多耐心接受静态的艺术，他们希望与艺术进行互动，这也是对当代雕塑家的挑战”，拉尔方索说。
法兰西美术院专设奖项奖励30岁以下的雕塑家，“但近些年我们不再严格限定年龄，因为似乎年轻人对装置更感兴趣”，法兰西美术院通讯院士迪埃·贝奈姆说的现象，会不会让装置代替雕塑成为主流，而雕塑家，有没有可能成为“过去的人”？
阳光下的艺术
在吴为山看来，雕塑是精神的外化、情感的凝聚；“雕塑的现代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形式”，美术评论家尚辉认为，张充仁的《恋爱与责任》、滑田友的《轰炸》、四川美院集体创作的《收租院》和新中国成立伊始雕塑界集体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当下众多中国雕塑家所投身的意象雕塑创作，反映了中国雕塑在引进欧洲雕塑后，一直试图通过写实语言来实现雕塑公共性的纪念碑意义，这其中隐含的现代人文精神恰好和欧美在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具有艺术家个性的语言自立形成了一种逆向运动。和他持相似观点的是迪埃·贝奈姆：“英国的巨石阵是古老的雕塑，它有神圣意义，更有装置艺术的互动性，但并不能说装置艺术可以替代巨石阵——雕塑并没有死亡，而是在当今社会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
身处世界的喧哗与骚动中，雕塑家如何忍受“材料的沉默”？“重要的不是技法，而是观点与思想”，迪埃·贝奈姆说。为了纪念4年完成迁都、27年后被评为最年轻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建设者而安放于巴西总统府前的雕塑《建设勇士》主题很正能量，而形象亦非常现代，而形状奇特的《云门》更因其在公共空间的共享性成为芝加哥最著名的景点——没有之一。不少优秀的公共雕塑已成为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城市名片和“代言人”。
在德国伯恩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席沃尔特·斯迈林眼中，“雕塑从来都不是毫无争议的角色”，公共空间中的艺术总与对抗有关——吕佩尔茨的雕塑《贝多芬》会让贝迷大跌眼镜，但他从深层次描述了音乐家内心深处的躁动，雕刻了一个沉思忧郁的“聆听者”的形象；“尽管需要所有政府和教会的审批，但雕塑家詹姆斯·特瑞尔的《空-间》（Sky-Space）最终因观者可以从椭圆柱形空间里看到绚丽的光线变化而成为萨尔茨堡游客最爱的景点”，沃尔特·斯迈林说。更不用说欧文·沃姆的Gruken，将“黄瓜”雕塑“种”在地上，让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在“黄瓜”间行走——争议的关注是让雕塑充满活力的重要元素，“没有这样的雕塑，很难想象一个城市和其他城市会有什么不同的特点”。中国雕塑学会顾问、建筑设计界专家宋春华认为，以雕塑为主体的公共艺术，是“阳光下的艺术”，体量巨大，形象鲜明，它必然要承载着文化传播、精神引领的社会功能。
这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问题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看来，雕塑与建筑是最亲近的两门艺术，雕塑更是建筑设计的源头，“对建筑创作而言，雕塑是建筑意象的生成的来源”，他设计的浙江美术馆外观在色彩、坡顶线等方面融入杭州的自然环境，营构越城遗址博物馆的新石器时代穴居建筑的形象，或者像中国海盐博物馆那样，如同“盐晶洒在滩涂上”——“理性而浪漫”地运用“雕塑感”，建筑创作可以融入环境、营造意境、构成隐喻，“非线性的雕塑语言能帮助建筑表现中国文化的特质和审美取向”，他说。
而在俄罗斯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馆长亚历山大·谢多夫眼中，参与国际交流会让雕塑更具生机活力：“19世纪沙俄贵族就热衷收藏东方艺术特别是中国艺术，这一‘习惯’对后来的先锋派艺术影响巨大；彼得·冈察洛夫斯基、马秋申等人的绘画、雕塑里，也能看出中国艺术的元素。”宋春华介绍，在自由女神像东北角，还有5座与女神像有关的5个人的人物雕塑：策划雕塑的政治家、雕塑家、结构工程师、集资人普利策和犹太女诗人爱玛·拉扎露丝，“前三位都是法国人，它们和自由女神像都是法美之间交流的重要见证。”这样的例子，还有世界各国送给日本长崎和平公园的雕塑，中国送的是《和平少女》雕像；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特里尔市邀请吴为山创作的马克思的雕像，“这会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形象吗？会有影像元素吗？或者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新创作？一切都在明年落成之后揭晓”，沃尔特·斯迈林说，“这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问题”。——所以，再讨论装置是否会替代雕塑、再讨论雕塑的“出新”似乎就成了“伪问题”，还是听听德国诗人戈特弗里德·贝恩的“建议”：“新，早就不再是新。它与世界一样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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