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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有活力的，她的活力来源于当代的创造。“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样。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辉煌，今天中国对这一历史概念的重新运用，在唤起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未来。历史的生命力，就在于为未来提供一种新的、富有能量的、超越现有格局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主要来自于对历史的重新解释与创造性地运用。
在社会发展议程的设置上，其作用更为明显、也更常见。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终身教授彼得·诺兰（PeterNolan）在《认识中国》（温威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中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发展基础设施和商业关系，这一政策论述是在古代贸易网络以及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文化传播的历史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欧洲是这些网络的终点。
彼得·诺兰指出了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内部及周边形成的一个重要现象，在中国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有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在内的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贸易人群定居，也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在中国之外尤其是南海周边地区定居。这一现象呈现了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吸纳与包容，显示了多元文化在中国的和谐共处。
古代中国与周边及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格局，与朝贡制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朝贡体系与中国的对外贸易紧密交织在一起，其他国家派代表向中国朝廷呈交礼品，中国皇帝往往回馈更多礼品。中国国际贸易的主体部分则在朝贡体系之外。彼得·诺兰认为，秦统一中国之后两千年，中国大部分时期是和平的，形成了庞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南亚有着深厚的贸易关系，但中国并未试图殖民周边的地区，虽然中国完全有能力这样做，但中国古代的领导者选择将重心放在治理自己的国家上。
在遭遇全球殖民的西方帝国之后，中国周边的朝贡体系逐渐瓦解，近代中国陷入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历史冲突对当代格局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彼得·诺兰最有贡献的地方在于，他指出，西方强国在近代以来殖民全球的过程中，占有了大量的海上领土，到今天依然如此，而这一事实长期为人们所忽视。按照联合国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法国的海外专属经济区面积达到1070万平方公里，美国是98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是670万平方公里，英国是600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是260万平方公里，新西兰是330万平方公里。
彼得·诺兰明确地指出，当代中国政策主张与欧洲列强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国家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以商业贸易与建立互相联系的交通网络为核心议程，包含了对以往历史的承继。相对于以往朝贡体系的模式，今天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在于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在二十世纪的确立，中国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放弃了朝贡体系之下形式上的不对等关系，延续了实质性的平等贸易关系，同时延续了对全球多元性的包容。
在强调平等共处、多元包容的“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更为容易建立跨国经济合作。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PeterFrankopan）在他的畅销新书《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中指出，“丝绸之路”正在复兴。当西方人在思考下一个威胁将来自何方、如何应对宗教极端主义等问题时，众多民族和宗教并存的亚洲屋脊（自地中海和黑海东岸至喜马拉雅山脉）之上，交流网络正在被重新建立起来。
彼得·弗兰科潘认为，连接东西方的“亚洲屋脊”是世界真正的“地中海”。这一区域常常被西方人视为混乱丛生的地方，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由于中国和众多国家在交通基础建设方面的合作，贯通亚洲屋脊的新通道不断涌现，这一区域以多种样式与四面八方连接在一起，这里“简直就像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丝绸之路上的各国城市日益繁荣，新的机场、度假胜地、豪华酒店和地标性建筑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大量的新城市中心被建造起来。他在书中按时间顺序叙述了丝绸之路在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但其重心在于强调，真正的“地球的中央”位于亚洲屋脊这一亚洲的心脏地区。
亚洲屋脊地区的发展仍然面临诸种艰难挑战，但彼得·弗兰科潘的叙述提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一宗教与民族非常多元的地区，其交流的形态、进程及变化非常值得关注，这是正在发生的“大历史”，需要深入把握其中的面貌与逻辑，这是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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