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建筑扮演了重要角色。新中国国庆十周年涌现的“十大建筑”,即是其中的代表。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重新定义了天安门前的空间,一个人民政权的恢宏广场由此定型。
在新中国成立近七十年之后的今天,建筑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也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信息化社会里面临一个更趋复杂的环境。建筑不仅仅关涉国家形象,还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它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左右建筑的社会机制也处在不断更新、调整过程中。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建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必须正视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政策引导与文化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三项政策扭转中国建筑走向: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模式从粗放向精细转型,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文化自信要求我们珍视自身文化传统,尊重地域文化和人民的真实需求,优秀的设计一定来源于生活的真实需求,是对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准确定义,绝非空中楼阁;美丽乡村建设则是夯实高速城市化之后中国建设的基础,留住民族发展根脉,既要让最广大的人群分享发展的利益,又要保留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如今回望,这些政策成效已是显而易见。
自2012年中国建筑师王澍获普利兹克建筑奖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建筑师走上国际建筑界的领奖台,世界关注到中国的巨大变化,也越来越认可中国建筑师的能力与思想。
王澍的建筑,从审美上归宗于中国传统的山水文化。与之类似的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作为中国首次在海外世博会上建设的国家馆,塑造了富有朝气的国家形象。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以交替叠置的钢梁,隐喻传统的斗拱构造,整体造型仍具有大屋顶殿堂建筑的意味;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以参数化的设计方法,将山水轮廓与城市建筑天际线衔接,以“希望的田野”为主题,诗意地呈现中国传统农耕文化。
这些优秀作品说明,中国建筑不仅越来越有文化自信,而且建筑师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理解,也日益超越形式层面,走向深入。得奖与否并非评价的唯一标准,但也是判断的重要依据。当中国建筑师以现代主流建筑语言,重新演绎我们人居环境的营造传统,不仅收获国人的认同与共鸣,也得到世界同行的尊重。他们看到中国古老文化的生命力,看到东方文化在这个时代的可能性,看到另一种智慧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建筑需要技术,但建筑的技术路径并不是唯一的,正是这种差异性构成了文化生态的丰富性,更好地推动人类文明向前行。
中国建筑师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国家宏观政策所营造的环境;其二是一大批建筑师沉潜下来,在广袤大地上主动寻找机会。例如贵州的西线工作室,长期扎根于本省县乡,研究当地传统村落人文结构与地缘构造之间的关系,总结传统建造智慧,厚积薄发,佳作频出,乡村展现出广阔的可能性。东部地区在高速的开发建设过程中,不经意间丧失了文化话语权,西部地区则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积极探索文化振兴的新路径。经济繁荣不等同于文化繁荣。
深化改革与文化繁荣
作为一门困难的艺术,建筑行业整体水准的提升,有赖于上下游多个环节的共同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可喜变化是,建筑产业化程度得到很大提升,上下游产品的主动研发、原创设计渐成趋势,产业环境得到改善,这也是涌现优秀建筑师、优秀作品的基础条件。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优秀设计师主动走入产业链前端,根据自己设计中体会到的需求,介入新产品开发,不仅丰富了产品,而且提示一种新的产业发展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整体的设计意识得到强化。供给侧改革的要义也在于此,简单的产能追求只能造成产能过剩,市场的真正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中国建筑的产业化进程才刚刚开始,改革与开放需要进一步深化,才能有力推动这一进程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的深化,拓展了中国建筑师的整体生存空间和创作空间,国有大院、小型工作室、境外设计机构和个体建筑师多样化的体制并存,竞赛、招标、邀标和直接委托等多种机制并行,大批年轻建筑师投身创新创业浪潮,造就一个空前繁荣的设计时代。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环境中,作品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发生颠覆性变化,自媒体、新媒体发挥超乎想象的作用,一则微信的传播力能瞬间造就一位网红建筑师,民间营造、小型商业开发为年轻建筑师提供了更多机会,一个更为健康的建筑文化生态正在形成和完善。近年来兴起的民宿热,也是一个有指标意义的现象——空间开发不再被地产商垄断,设计师全流程参与,给了文化表达更开阔的空间。
中国仍在高速发展的轨道上运行,中国建筑业还在热潮中继续成长。在信息交流日益快捷的今天,求新求异的冲动很容易让人迷失初心。建筑天然具有公共属性,哪怕私人住宅,也是公共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未来,不仅要优化建设程序和相应机制,建筑作为公共话题的评议机制,也理应提上日程。
五年的时间不算长,但这个五年实现了中国建筑的重大转向。供给侧改革在呼唤更多更好的作品涌现。人类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建筑界永恒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