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徽、钦二帝被金人俘去,北宋灭亡。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即位,重建政权,史称“南宋”。
南宋定都临安,保有东南半壁江山,典章制度承袭北宋正统,重科举教育,兴礼乐文治,商品经济发达,海外贸易繁荣,科技创造众多,出土文物蔚为大观。杭州是南宋都城临安的所在地,属山水明秀的江南之地,物产丰饶,民生富庶胜过汴梁,而北方南迁的人口也为南方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丰富的生产经验和丰厚的商业资本。
南宋龙泉窑青釉簋式炉
南宋城市繁华便利、民物康阜,宋人注重衣冠打扮、讲究生活品味。他们爱好饮酒品茶、焚香插花、琴棋书画,生活得自在悠闲,这不仅反映着南宋经济富裕的一面,也表现出文人雅士艺术品位的一面。
南宋“中兴复古”香饼1978年江苏武进村前蒋塘宋墓出土常州博物馆藏
香饼呈方形,正面刻有“中兴复古”四字,背面一左一右模印着两条蟠屈向上、身姿相对的龙。“中”字的空处一个规整的小圆孔,当是用作穿线佩系。
据扬之水先生考证,此“中兴复古”香饼即《负暄杂录》中说到的“中兴复古”,属龙涎香品之一的“内家香”,是宋高宗所合之香,以古腊沉香为本,杂以脑麝、栀花之类,香味氲氤,极有清韵。高宗闲暇玩香赋予“中兴”之名,以此寄托“中兴”之思。
(扬之水,原名赵丽雅。1996年起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开始深入研究文物考古,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著作有《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脂麻通鉴》、《先秦诗文史》等。)
南宋教子升天金杯盘(一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2014年贵州遵义杨价夫妇墓出土
杯口径7.85厘米足径5.1厘米高7.05厘米重230克
盘口径18厘米底径13.5厘米高1.9厘米重180克
教子升天金杯盘一副由金杯和承盘组成,出土时教子升天杯倒扣于承盘之上。金杯系夹层,双螭缠绕其上,两螭首对称探出杯口成为杯柄。承盘纹饰与金杯呼应,盘心为翻涌的浪花,双螭盘旋,口尾互衔。教子升天纹是宋以降流行的纹饰,由天上的大龙和海水中的小龙组成,通过大龙呼唤小龙升天来借喻父母望子成龙的愿望,也可祝颂人高升。
南宋龙泉窑青釉花口盘浙江庆元会溪南宋胡纮妻吴氏墓出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六瓣葵花口,宽平折沿,沿面微向上斜,折腹浅坦,大平底,矮圈足。胎色浅灰,施粉青色厚釉。圈足端刮釉,无釉处呈土黄色。与同墓所出六瓣花口盏配成青瓷盘盏一副。
胡纮(1137年至1203年),处州龙泉人,官至工部、礼部、吏部侍郎,华文阁待制。在光宗、宁宗两朝,因激烈抨击以朱熹、赵汝愚为代表的道学家而著称,是反“伪学”的重要人物。2014年,浙江庆元会溪发掘胡纮夫妇合葬墓,其中胡纮墓惜遭盗掘,采集到墓志一方,追缴回青瓷器5件;夫人墓保存完好,随葬品丰富,出土金银器、瓷器、水晶、漆器等各类器物30余件。
朱漆戗金菱花式人物花卉纹奁武进南宋墓出土常州博物馆藏
《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都城开封设有温州漆器什物铺,《梦粱录》记载临安市肆中有著名的温州漆器铺。温州漆器自北宋即名震四方,瑞安慧光塔出土的北宋舍利函、经函已显示温州漆艺之高超,武进南宋墓出土的朱漆戗金菱花式人物花卉纹奁代表了南宋温州漆器艺术的极高成就。
南宋剔犀执镜盒1978年江苏武进村前蒋塘宋墓采集常州博物馆藏
木胎,出土时内置双鱼纹执镜一面,镜盒造型随执镜形状。盒面、柄部及周缘雕八组云纹图案,堆漆肥厚致密,运刀圆润,藏锋回旋。此器采用剔犀技法,表面髹黑漆,盒里为黄色漆,断面呈现朱、黄、黑三色更叠,是三色漆剔犀的实例。我们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李《观灯图》中,也可一窥南宋女性对精致生活的讲究(下图)。
南宋李嵩观灯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韩四郎一两金铤杭州西湖大道鱼定安路岔口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
金质薄片,窄长方形,正面居中戳印“韩四郎十分金”,背面戳印“宋宅西”,标示了当时锻造工匠或店铺名号、黄金成色、锻造地点等。目前发现的一两重南宋金铤,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出土。南宋金铤的形制保留直形,主要是出于铸造工艺上的原因。其制作较为规范,尺寸、重量、成色都有相对统一的标准,这说明当时金铤的打造是根据一定标准,显示一定的价值以便于流通。这与大小不一、或薄或厚、轻重有别的唐代金铤上贡、进献的职能有本质的区别。
南宋“皇宋湖学宝尊”铭铜牺尊浙江湖州龙溪港安定书院段出土湖州市博物馆藏
通体铜绿色,似牛形,卷鼻,嘴巴夸大微张,露出整齐牙齿;双眼圆睁,长眉延至双颊。双耳向上斜张;头部向上扬起。身躯肥硕,四足粗壮,尾巴下垂,背部开圆孔。腹地镂长方孔,孔上置有长方板,板上镌刻“皇宋湖学宝尊”六字篆书铭文。
宋代重视各地学校制度,州府之学兴盛。各地州学常与文庙相结合,设有日常祭孔礼器的陈设。该牺尊与周代牺尊相似,其造型应是取法《绍兴制造礼器图》、《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一类礼书中的牺尊。
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宋代的文化重心也出现了南移现象。“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相对轻松的政治环境和舆论氛围,造就了文化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南宋时期文化成就璀璨夺目,被誉为“东方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南宋诗词在时局变动、社会思潮更迭中产生了新的变化,士人文化创作依旧充满活力,文学创作繁荣,成就堪与北宋比肩。绘画、刻帖和戏剧等文化艺术,也在南北方文化的碰撞中得以突破和发展。